6月是高考季节。每到这个时候，曾经参加高考的人们心中或许会漾起一层涟漪，思绪会回到自己曾经亲历过的高考。在恢复高考40周年之际，1977年高考考生的经历，尤其值得回味。这次考试，直接影响到当时许多年轻人的人生走向。很多人因此获得展翅高飞的机会。“知识改变命运”这句话成为对那次高考最好的注脚。这样的故事，同样发生在海南：发生在当时那些因为“上山下乡”错过学业的知青们身上，发生在高中毕业后无书可读的其他城市青年和农村青年身上，发生在1977年高三应届毕业生身上……
知识青年： 放下锄头重拾课本
与全国一样，对于一部分海南知青而言，有一个共同的时间节点，那就是1977年12月，恢复高考后首次高考的时间。这些从海南本地或者从广州等城市来到海南各个农场、乡村的知青们，已在琼崖大地上为农村建设奉献了数年乃至更长的时间，很多人都盼望着能回到家乡，再次走进窗明几净的课堂。
1977年，他们的命运出现了转折点，只要通过努力跨过录取分数线，菁菁校园就遥遥在望。后来这些考上大学的知青们，这一年都成了他们人生的重要节点。
“海中毕业后，上山下乡让我的人生发生了很大改变。”椰树集团副总工程师覃碧霞1974年高中毕业后，就到一家农场当了知青。她从最艰苦的基层干起，一丝不苟工作，不到1年，就当上了农场副场长。1977年10月，覃碧霞听到国家恢复高考的喜讯，立刻找来课本，刻苦复习一个月，顺利考上了华南理工大学化学系。
像覃碧霞一样，知青们因为扎根农村，吃苦耐劳的精神已融入血脉中，也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宝贵机会，因此普遍学习非常刻苦。
1972年，15岁的原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中学高二学生杨冬梓被安排到乡下当知青，在乡下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因为在中学时成绩一直很好，在乡下他也一直没有放弃，没事的时候总在看书。
“1977年，终于盼来了恢复高考的消息，人生中突然出现了一个机会，一下子给我带来了希望。”杨冬梓开始通宵达旦地看书、做题，她的父亲时隔数十年之后还记得她那时复习的拼命劲头。看到很多同学报考大学后，老师在农场大礼堂上课，为大家补习。这些老师很有奉献精神，他们夜以继日地为知青们免费补习。报考的人太多了，大礼堂挤满了听课的学生，老师得扯着嗓子在讲台上“喊”，下面的学生每人拿着试题纸，老师一般上午把课讲完，学生回去就自己做试题，日夜都在做题，不懂的就回学校请教老师。杨冬梓现在还记得，那时偶尔走出屋子一看，到处都可以见到备考的年轻人在看书、做题。
后来，杨冬梓拿到了中山医学院的入学通知书，如今她已是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
知青岁月给这些知青考生们留下了深厚的精神财富，恢复高考又让他们抓住了时代的机遇。这一段青葱岁月，带给他们的不仅仅只有回忆，更有从艰苦中磨砺出的良好品质。
普通往届生：城乡学生共惜机会
除了知青，参加1977年高考的还有不少非知青往届生。他们中有因为种种原因未能成为知青而留守城市的，也有读完中学后回到农村的。十年间，他们的手被割稻的镰刀、工厂的机器打满了老茧，对于书、对于知识、对于考卷，已属陌生。然而，和知青们一样，1977年恢复高考的机遇到来，他们都非常珍惜。
“我当时是从海南日报上看到恢复高考的消息的，第一感觉就是希望来了。”海南大学艺术学院教授王家儒是海口人，1968年初中毕业后，因为年龄太小而没能成为知青，留在海口城内学画画、搞美术创作。到1977年，他的画已经小有名气。当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没有上过高中的他，也立志要参加高考。他选择考的是美术院校。当年，广州美术学院派出专门的老师在海口租用了海口一小的校舍，设立了考点。美术高考与普通高考不一样，要求首先递交自己的美术作品，作品达到要求了才能参加考试。
几年的绘画生涯，王家儒积累了众多作品，他从中挑选了多幅画作交给美院的老师，获得了宝贵的准考证。当年，全海南只有约30名考生获得了广州美院的准考证，能拿到准考证，本身就说明了考生的绘画水平。
王家儒记得，当年的考试一共3门专业课，每门都要考3个小时。第一门是素描，第二门是色彩，画一系列静物，第三门是命题创作，题目是描述劳动场景，他画的是知青耕地的场景。“我每门都一丝不苟地完成了。毕竟机会难得啊！”王家儒说。
类似的高考故事，也发生在广大的农村。恢复高考的消息传出后，经历了十年动乱积压下来的数以万计的中学生，乃至整个社会都沸腾了，从城市到农村，中学课本被抢购一空，走村串户借书者有之、抄书者有之，求知学习蔚然成风。一时间，“有老课本吗？”成了熟人见面打招呼的常用语。仿佛一夜之间，尘封十几年的老课本变戏法似地冒了出来。
吴伯世为了找课本，就跋山涉水，几经周折。他是儋州新州中学的毕业生，高中毕业后成了一名泥瓦工。获悉恢复高考时，他正在白沙一所农场中学干活，住宿地在学校图书馆隔壁。为找复习资料，他中午休息时间到图书馆找，却没有找到。于是，他又想到了农场中学的李老师。听说李老师一大早就回家后，他立即打听好地址急急上路。一路上拉肚子，但他还是坚持走完了30多里的山道，游过了珠碧江。没想到，找到李老师家时，却获悉课本已被烧掉了。
失望的吴伯世，决定干脆回家找。他带着一包火柴和十个糖果，开始了夜晚的徒步“长征”，穿梭于白沙的深山胶林之中，路上还曾经遇到一条5米长的大蛇从眼前横窜而过。直到第三天，他才回到了新州，找到了部分1966年前的课本，马上就开始复习。
应届生：与哥哥姐姐同样努力
在1977年高考中，还有一批往届生眼中的“幸运儿”，那就是当年毕业的高中生。不过，他们虽然比往届生们年轻一点，对高考却同样不含糊。
“我是在兴修水利的工地上接到恢复高考的通知的。”陈家富是1977年文昌中学的高中毕业生，一毕业就直接回乡当了农民。接到通知后，他立刻返校参加复习。当时复习的考生年龄从十五六岁至三十几岁都有，文化程度参差不齐。辅导课非常拥挤，不仅教室里挤满了人，教室外的走廊里也有不少人在听课。大家都十分珍惜这难得的学习机会，克服缺少复习资料等困难，如饥似渴、争分夺秒地复习功课。
陈家富记得当时一高考完就回生产队参加劳动，接到录取通知书也是在劳动工地上，时间是1978年1月份，他考取了西安交通大学电子元件与材料专业。虽然这不是他的第一志愿，但那时来自农村的考生，填报志愿时服从国家分配是注定要填的，谁也不敢因为志愿的问题而失去跳岀农门吃商品粮的机会。
“我的大学同班同学，应届高中毕业生很少，从农村来的同学除我外，其它几位全是中学民办教师。”陈家富说。
而有的应届生虽然同样努力，却没有那么幸运。
八一总场中学老师罗文盛还记得，1977年他高二毕业后被分配到农场偏远的山区兴修水利。10月，他从广播中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心情为之一动。但因为他在初高中五年基本没有学到多少知识，尤其是数理化知识几乎一片空白，因此选择报考了文科类。
高考结束后，他觉得语文、政治、历史考得还可以，但数学只得了8分，离最低录取线还差12分。第一次参加高考就这样以失败而告终。但是他没有气馁，后来通过进修、函授，获得了专科、本科毕业证，加入了教师队伍。
罗文盛认为，作为一名40年前的高考失败者，自己的人生道路是偶然，但也是必然，高考对人的命运有多么大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