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的夏季高考即将拉开帷幕，而今年又是一个特殊的日子，恰逢新中国恢复高考制度40周年。
1977年，中断了十年之久的高考得以恢复。作为中国走向正轨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恢复高考制度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改革开放的一个信号，1977年高考虽然在冬天举行，但新中国却从此迎来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春天。
邓小平拍板恢复高考
1977年8月初，全国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在北京饭店召开，参加会议的既有教育部、科学院和国务院相关部门的领导同志，也有科技界和教育界的专家和学者，刚刚复出的邓小平主持了这次会议。
8月6日下午，会议重点讨论了高校招生问题，武汉大学化学系副教授查全性发言，批评了高校现行招生制度的严重弊病：一、埋没人才，大批热爱科学，有培养前途的青年选不上来；二、卡了工农子弟上大学；三、败坏社会风气，助长了不正之风；四、严重影响了中小学师生教学和学习的积极性。查全性指出，招生制度是保证大学教育质量的第一关，大学新生质量之所以没有保证，主要原因在于当前的招生制度有问题。
查全性对高校招生制度的抨击引起了与会人员特别是高校教师的共鸣，有人以清华大学为例，说现在很多清华学生原本是小学毕业，读了三年就变成了大学生，根本没有什么真才实学。邓小平听了点评说：“那就应当叫清华中学、清华小学，不能叫大学。”
参加会议的专家学者一致要求恢复高考制度，教育部的负责同志提出开学临近，只要推迟开学时间，今年即可恢复高考。邓小平听了同志们的发言后果断指出：“既然如此，那就立即恢复！”
考前准备工作
邓小平拍板决定恢复高考后，教育部在北京召开了高校招生工作会议。与会人员对恢复高考有着许多顾虑和争议，争论比较激烈，结果会期一拖再拖，致使这次会议从1977年8月13日一直开到9月25日，可以说是历史上时间最长的招生工作会议。
最后会议达成了一致意见，新的招生文件基本定稿。文件规定：1977年高校招生恢复考试，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毕业生，只要符合条件都可报考；从应届高中毕业生招收的人数大约占招生总数的20%到30%。
教育部在制定招生意见时，对政审要求很细，条件也很苛刻，送到邓小平处审阅时，小平同志大笔一挥，将这一段完全删掉，重新写了一条。邓小平对教育部领导说：“关于招生的条件，我改了一下。政审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政治历史清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遵守纪律，决心为革命学习，有这几条，就可以了。总之，招生主要抓两条：一是本人表现好；二是择优录取。”
邓小平对招生工作考虑得很周到，有人提出高校招生的方针：“自愿报考，单位同意，同意考试，择优录取。”邓小平提出了异议：“十六字方针比较好，但第二句有点问题，比如考生成绩很好，但队里或者领导不同意怎么办？所以我建议去掉这一句。”在邓小平干预下，最后招生方针去掉了“单位同意”这一条。
最初的招生文件规定考生年龄不超过25周岁，未婚。但当时1966和1967两届高中毕业生大都在30岁左右，并且大部分都已经结婚生子，将考生年龄限制在25岁对这一群体显然有失公平。在小平同志的直接关怀下，高考破例为大龄考生开了绿灯，新的招生文件规定，对实践经验比较丰富或学有专长的，年龄可放宽到30岁，婚否不限，并特别注明要注意招收1966和1967两届高中毕业生。在当时的高考政策中，还有一条特殊规定：对于有一定工作年限的大龄青年，可以照顾带工资读书。今天看来，这条政策非常人性化，为当时许多结婚生子、拖家带口的大龄考生解除了后顾之忧，许多考生至今对此还念念不忘。
1977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在头版位置刊发了新华社消息《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消息称：“录取学生时，将优先保证重点院校、医学院校、师范院校和农业院校，将分别注意招收表现好的赤脚医生、民办教师和农业科技知识分子。将注意招收少数民族学生，并注意招收一定数量的台湾省籍青年、港澳青年和归国华侨青年。”
当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通过电波，将恢复高考这一爆炸性新闻传播到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一个通过知识能力和公平竞争改变命运的时代到来了。
关于高考的记忆
1977年冬天，一个极其壮观且带几分悲壮的历史景观出现在当时的中国，全国570万考生，包括1966年至1977年前后11届高中毕业生（其中还有少量初中毕业生），结伴走进了同一年的考场。在这570万考生中，有27.3万人步入了高校的大门，录取比例约为4.8%。
在这近30万名新生中，最大的年已而立，最小的不过十几岁，他们的经历和学识各不相同，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记忆。我的一位老师当时已接近30岁，在一所乡村中学担任民办教师，他和自己的学生一道参加了1977年高考，后来被一所师范大学录取。谈及当年往事，老师至今仍唏嘘不已——类似的故事，当年有太多太多。
作家老鬼是著名作家杨沫的儿子，1968年高中毕业后到内蒙古插队，1976年招工到山西大同矿山机械厂。当时老鬼偷偷地写小说《血色黄昏》，父母不同意，将他的稿子藏了起来，还和他断绝了关系。老鬼在工厂干维修工，时间比较自由，于是又重新开始了《血色黄昏》的创作。
恢复高考后，老鬼特别激动，马上报名参加。1977年12月6日，老鬼走进了位于大同十中的考场，当年的高考都是各省市自主命题，山西省的作文题目是《知心话儿献给华主席》。老鬼将自己的遭遇全部写在这篇作文里，谈到自己创作的艰辛，《血色黄昏》的几易其稿，他禁不住泪洒考场。多年以后，老鬼在文章中回忆了当时的情景：“我边写边流泪。过去的创伤又全撕开了，一股山呼海啸般的激情包围了我。笔尖与桌子相碰发出当当响声，很快引起了监考老师的注意。他警觉地走过来，以为我要发神经病，用劈树的劲头写字。我努力低着头，不愿意让这老师看见我热泪纵横。可这老师开始不断地站到我身边，观察我的考卷，一站就站好半天。”
一个多月后，老鬼在公共汽车上听见几个青年聊天，说这次高考有个北京知青写的作文特别感人，阅卷老师看了都哭了，老鬼的心哆嗦了一下，本能地感觉这人就是自己。1978年2月3日，老鬼收到了录取通知书，他被北京大学新闻系录取，与他同时走进北大校园的，还有他的《血色黄昏》初稿。
作家李辉是当年高考学生中的幸运儿，当时他刚刚高中毕业，在当地一家大型国企子弟学校当老师。从得知高考恢复消息到参加考试，仅仅隔了两个月，既来不及准备，更无从考虑高考以后的生活。与那些滞留农村的知青、返城后条件不好的考生相比，李辉有个固定的工作，虽然内心有读书的渴望，但并无急于改变现状的想法和需求。对于自己参加高考的初衷，李辉在《绝响》中这样写道：“现在回想，之所以参加高考，很大程度上自己有不妨一试且含有‘玩’的心态。自小生活在乡下和县城，一直向往远处的世界，常在手边翻阅的是一本中国地图，总幻想着能走进地图上不断抚摸的一个个地方。因此填大学志愿时，我选择的学校都在湖北省之外：上海、南京、广州……”
李辉如愿以偿走出了大山，被复旦大学中文系录取，这一级学生中，与李辉情况类似的不在少数，卢新华就是其中一个。卢新华比李辉大3岁，曾在部队当过侦察兵，高考前在南通柴油机厂工作。入学不久，卢新华的小说《伤痕》贴在了班级的墙报上，引起了轰动。后来《文汇报》以整版篇幅发表了《伤痕》，卢新华迅速成为全国知名的文学新星，后来风靡全国的“伤痕文学”就是以这篇小说命名的。
当年的高考，改变了多少人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