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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怀钱谷融先生
钱谷融先生的老照片。
晚年的钱谷融先生。
钱谷融先生给笔者的亲笔信。
  文\本刊特约撰稿 王春煜

  今年9月28日,著名文学理论家钱谷融先生在上海华山医院溘然仙逝,终年99岁。钱老在世上已属高寿,理智地去想,这一天在人们的预料之中,但它真的到来了,却还是让人感到突然。悲恸之余,我深悔没能会先生最后一面。

  初次相见

  我和钱谷融先生相识始于1978年。是年金秋,安徽省高校在著名风景区——黄山召开鲁迅学术研讨会。这是“四人帮”垮台后第一次全国性的学术交流活动。我有幸前往参加。那个年代人们对学术的渴求十分强烈,各路学术界的朋友都兴冲冲地赶来,我记得老一辈的学者也不少,有戈宝权、王瑶、钱谷融,还有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与鲁迅交往颇深的黄源、许钦文等。当然更多的是中青年学者,如李泽厚、谢冕、陆辉东、陈安湖、沈敏特等。当时大家都有一种磨拳擦掌,一切从头开始的心劲。

  研讨会会场布置得大方而庄严。与会学者济济一堂,学术气氛十分热烈。当大会主持人说“请钱谷融教授发言”时,会场里响起热烈的掌声。钱谷融先生略带微笑走上讲台,首先纠正说:“我是讲师,不是教授。”闻者惊诧不已,听得见会场里窃窃私语。钱谷融先生态度坦然,以温和的语气慢慢讲述他对鲁迅作品的认知。

  在大学期间,我就爱读钱谷融先生的文章,内心里一直对他怀着景仰之情。当天晚饭后,我登门拜访钱谷融先生。一进门,看见有好几位与会的朋友围坐在钱先生身边。看到我,钱先生即刻站起和我打招呼,并请我坐下。当钱先生听说我来自海南岛时,他“啊”了一声,用惊喜的目光望着我,说:“海南岛是个神奇的地方,有机会我一定去看看”。在钱先生面前,大家无拘无束,侃侃而谈。我发觉钱先生原来是这样一个平易亲切古道热肠的长者,没有一点名人的架子。这个印象就深深地印在我脑海里了。

  离开黄山以后,我不时去信向钱先生请安、讨教。他每信必复。

  在海南再度重逢

  1983年秋天,我赴南京参加中国当代文学学术研讨会。会后转达上海,翌日上午,我特地前往华东师范大学二村登门拜访钱谷融先生。

  我一进门,钱谷融先生就走上来笑脸相迎,显得十分高兴,并向我介绍他身旁的师母——杨霞华教授。钱先生拉我坐在沙发上交谈,和颜悦色的师母端上香茶,拿出上海特色珍馐和水果来招待,殷勤盛意令我十分感动。关于钱先生和师母的浪漫情缘,钱先生曾回忆说:“当年我曾用济慈诗追求我的太太”。几十年来,他们携手历经风风雨雨,相濡以沫。钱先生告诉我,他们的一对儿女都在国外深造,膝下一个5岁的外孙女与他们作伴,生活内容丰富,倒不觉得寂寞。

  出于景仰钱先生的博学多才,我便借此机会向他请教治学之道。钱先生微微一笑,关切地问起我的教学和科研情况。听我讲述之后,他说:“一个人的精力总是有限的,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做学问上,而不要放在人际关系的斡旋上”。钱先生一边说,我一边点头称是。说着说着,表针已指向11点。钱先生和师母硬要留我吃午餐,我不好意思过多地打扰他们,便婉言告辞了。

  时隔两年,我有缘和钱先生在海南再度相逢。1985年11月,由全国19所高校联合推出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评》,被国家教委推荐为全国高校文科教材。为了切实保证教材的质量,国家教委特别聘请钱谷融、李泽厚、谢冕、张炯、陈丹晨、缪俊杰、陈素琰、杨知一等8位学者作为这套教材的评审员,前来海南参加《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评》修订会。在这些知名学者中,有我仰慕的钱谷融先生,也有多位一直和我保持亦师亦友的关系。会议期间,我自然会更多地亲近他们。

  《选评》修订会由海南大学师范部(海南师范大学前身)主办。我因是《选评》撰稿人、编委,自始至终参加。在修订会上,8位评审员对《选评》样书的优缺点,各抒己见,观点鲜明,一点儿也不躲躲闪闪,转弯抹角,体现出极端认真负责的精神。钱谷融先生对《选评》中的部分作品有许多精辟的剖析,尤其对修订工作和提高教材的质量有很大的帮助。

  修订会结束的当天下午,为了尽地主之谊,我和老伴设家宴酬谢钱谷融先生等8位评审专家。餐后,各位专家还在一张宣纸上为参加《选评》修订会挥毫并署名留念。钱先生的字如其人,遒劲有力,有几分宋高祖“瘦金体”遗风。

  第二天,专家们作了一次环岛游。钱谷融先生虽然年近古稀,但始终保持一颗童心,喜欢到处走走看看,这是他第一次游览向往已久的海南岛,沿途随处可见的山青水绿与触手可及的椰风海韵,令他不胜感叹:“海南岛宛如仙境啊!”

  十四封亲笔信

  钱先生虽然和我分隔两地,但彼此书信往来不断。我至今仍完整珍藏着钱先生于1981年至1998年写给我和老伴周廷婉的十四封亲笔信。在如今手写书信几近灭绝的年代,每每翻阅这些有生命气息有温度的回信,我心底总会泛起涟漪。这些亲笔信是钱先生给我们留下的无价之宝,使我们终生受用不尽。

  下面选其中一封信,略为说明——

  春煜、廷婉:

  8月16日来信收到。你前信说拟于9月上旬将书稿寄给出版社,我原想赶在月底以前将序文写好寄上。不料迁延将近两月的感冒,20日以后忽然又有反复,25日甚至发高烧达39.4℃,心中惶急,深怕误了你的大事。幸喜医药有灵,经打针吃药以后,热度渐退,至本月3日,已基本痊愈,体力自然较差,但已勉强能伏案写作了。这样写写停停,到昨天总算勉强完篇。但实在因为体力不支,思想不能高度集中,文字琐碎拉杂,不成样子。不过我已尽了我的最大努力了,还望包涵是幸。

  尤今以前曾将她在浙江出的五本书面赠给我,前不久,又寄来了《石头城》和《七彩人间》二书,连同你寄我的《山外有山》和《浪漫之路》,我共有她九本书,不过她原先赠我的五本书,给一个学生拿去,至今未还。这次,也没有时间多看她的作品,主要只是翻阅了《浪漫之路》和《石头城》二书。我觉得尤今这个人是很可交往的,她的为人,我非常欣赏。在今天这样的世界,要找她这样的人,实在不容易。她的生活是充实的、幸福的。像她这样的人,也是应该得到幸福的。马上要去开会,信只能下午寄出了。我们这里的邮局不收快件,只能寄航空挂号了。算算日子,还竟来得及。《山外有山》和《浪漫之路》过几天再寄还。

  祝

  俪安。

  谷融

  9月3日

  钱先生给我们这封信的原委是,尤今女士是我熟悉的新加坡著名女作家,当时中国正掀起一股“尤今热”,河北教育出版社约我写《尤今评传》,经过几个月的奋战,终于完成书稿。我去信请钱先生作序,钱先生回信云:“以我们的交情,再加上同尤今的关系,我是一定要写,并且也十分乐意写的”。不久,钱先生即把序文寄来了。对此,我在《尤今评传》的“后记”中说:“钱谷融先生在患感冒发烧的情况下,一边打针吃药,一边为拙作写了近五千字的长序。对此恩师情谊,我当铭心感谢!序文对尤今作品精当而独到的分析,令人心折。从这个意义上说,钱先生的深厚正好填补了我的浅薄。”

  钱先生是重友谊重感情的人,在后来往来的信中,我们也会谈家庭叙家常,彼此好像是亲密无间的一家人了。

  钱谷融先生是以文艺理论家著称的,公认在现代文学领域“理论、评论、赏析皆有传世的独特建树”。这些年来,钱先生每当出了新著,总会认真地题了字寄赠我们一本,计有《论“文学是人学”》《〈雷雨〉人物谈》《文学的魅力》《闲斋书简》《艺术·人·真诚》和《写作大辞典》(钱先生作序)六种。这些传世之著,诚如“钱门弟子”越丽宏所言“钱先生的文章是以一当十,以一当百,他一篇文章能够抵得上别人几本书,一篇文章几个观念能够影响一个时代,这正是我们汲之不尽的学术源泉。”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钱先生也曾遭受了不少的磨难,但钱先生终于挺过来了。钱先生在这曲折当中体现出来的智慧和心力,我们虽不见得都能体会,但一定知道,那是我们难以企及的。

  记得有位哲人说过,生活中能遇到一位好老师,是人一生的幸运。我常常暗自庆幸自己是幸运的,因为我遇到了一位慈爱、真诚且令我终身受益的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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