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俞平伯和周汝昌是胡适的两大弟子，但是，他们两人在发挥老师胡适在《红楼梦》研究的观点上的研究方法是不同的，俞平伯是向内的，他是从《红楼梦》文本之内找证据，属于所谓的《红楼梦》的“文评派”，而周汝昌是向外的，也就是到《红楼梦》文本之外的曹雪芹的家世中找证据，属于所谓的《红楼梦》的“考证派”。《红楼梦》的“文评派”的研究成绩的大小取决于研究者的鉴赏分析水平，《红楼梦》的“考证派”的研究成绩的大小取决于研究者对于材料证据的新发现。俞平伯以自己卓越的鉴赏分析水平勤奋研究《红楼梦》，写出了《红楼梦辨》等学术著作，《红楼梦辨》与胡适的《红楼梦考证》一起被公认为是新红学的开山之作。

　　早年，俞平伯在《红楼梦》的研究上曾有两大心愿，一个心愿是办一个研究《红楼梦》的专门刊物，另一个心愿是把许多《红楼梦》的版本聚在一起，进行《红楼梦》版本的校勘。俞平伯的第一个愿望未能实现，但是，他的第二个愿望在后来完成了。

　　俞平伯在研究《红楼梦》时，他看到《红楼梦》第一回开宗明义给读者一连讲述了两个神话故事：一个是顽石补天无望、下凡历劫的神话，一个是神瑛侍者施惠、绛珠草还泪的神话。俞平伯就对此质疑道：“两个故事平行，交而不叉。绛珠自以眼泪还侍者甘露之惠耳，与顽石又何干？”

　　那个特殊的年代，俞平伯所收藏的有关《红楼梦》的书籍，都被以“四旧”之名而被抄收殆尽，其中就包括1960年台湾出版的影印朱墨两色的写本《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后来，俞平伯的被抄书籍清退归还时，俞平伯发现他的《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一书上却盖上了康生的大印，俞平伯感慨道：“我的‘宝贝’（指《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一书）被抄后就变成了康生的‘宝贝’。”

　　俞平伯对于在《红楼梦》上很有研究的顾颉刚很佩服，他写有《追怀顾颉刚先生五绝句》的诗：“昔年共论红楼梦，南北鳞鸿互倡酬。今日还叫成故事，零星残墨荷甄留。”在这首诗的后面，俞平伯还写了跋：“1921年与兄（顾颉刚）商谈《石头记》，后编入《红楼梦辨》，乃吾二人共学之成绩，当时函札往还频多，舍间于今一字俱无，兄处独存其稿。闻《红楼梦学刊》将甄录之，亦鸿雪缘也。”记述了他和顾颉刚在研究《红楼梦》中的真挚友谊，以及他对顾颉刚的感佩之情。

　　二十世纪中期的一个暮春三月，和俞平伯在同一个干校里下放劳动的吴世昌，在水塘边洗涮时，见到水塘里菱叶新发，回来后他兴冲冲地对俞平伯说：“我仔细看过了，菱是不开花的。没有花，哪来香？金桂把香菱改秋菱，有道理！宝钗的学问也有限。夏家小姐并非不通文墨！”俞平伯是苏州城里人，他不未曾留意过菱花之有无，竟然一时语塞，不知如何回答。这时，在场的钱碧湘关于菱也开花的解说为俞平伯解了围，那天中午，在去食堂的路上，钱锺书笑着对钱碧湘小声道：“碧湘，你今天帮俞先生（俞平伯）打了一个大胜仗！”见钱碧湘不解，钱锺书又说道：“吴先生（吴世昌）和俞先生（俞平伯）是学术上的冤家呀！”众人大笑。

　　1980年，俞平伯在给周颖南的信中写道：“《红楼梦》成为‘红学’，说者纷纷，目迷五色。我旧学抛荒，新知缺少，自不能多谈，只觉得宜作文艺、小说观，若历史、政治等尚在其次，此意亦未向他人谈也。”表达了他对于《红楼梦》的研究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