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藏书家藏书都以“存古”为目的，祁承煠就与子孙约定：“自己在世时，每月要增添藏书种类；身后，子孙每年要增加若干品种。子孙中能读书者，一人尽居之，不能守者，则以众人递守之。要求入架者不复出，蠹啮者必速补；子孙就读者，就堂检阅；阅竟即入架，不得入私室；亲友借观者，有副本则以应，无副本则以辞，正本不得出家园外。”祁承煠还刻有一枚“子孙永珍”的藏书印文。虽然祁家藏书像大多数藏书家所藏之书一样，未能得以保全，但祁承煠这种爱书的精神却流传下来，并为许多文人效仿。

　　范钦的藏书楼天一阁硕果仅存，四百年来保存完好，固然有多种因素，但范钦立下的“代不分书，书不出阁”的严苛家规遗训也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遗训规定：“范家子孙若有违家规，无故开门入阁，领亲友入阁和擅开橱，擅将书外借者，要加以不予祭祖三次至三年的处罚，至于把书偷拿出去典卖者，就要永远逐出家门，不认其为范家子孙。”在封建社会里，家族关系是维系纲常的主要关系，驱逐出宗族家门，也就意味着失去了一切的依靠，失去所有亲友的帮助。其藏书约规严密如此，不要说外人无法窥见范家藏书，就是范家的子孙也很难见到这些藏书。范家藏书如此之丰，范氏子弟却不能得益于家藏书籍，这不能不说是一大缺憾。但也因为这些训规，范家子孙守住了这份家产。数万册书在黑洞洞的楼阁橱柜中沉睡四百年，为今人留下了无法估价的珍贵古籍。

　　藏书家们藏书往往各有所重，这样所藏之书才具有更高的学术价值。清代藏书家黄丕烈，专嗜收藏宋代刻本，其藏书楼亦随之名曰“百宋一廛”。他不仅收藏宋刻本，还潜心研究宋刻本，对其版本源流、篇目多少、音训异同直到行幅疏密、版式用纸、收藏印鉴等都认真分析，常有心得，于版本学颇有见地。黄丕烈因收罗到北宋、南宋两部《陶渊明诗集》，乐不可支，乘兴把一间藏书室命名为“陶陶居”。每得一部奇书，他就要请画家作一幅得书图，如得宋本《孟浩然诗集》，有画名《襄阳月夜图》；得《咸宜女郎诗集》，作画《鱼玄机诗图》等等。

　　与黄丕烈同时的另一位藏书家吴骞，收藏了一百卷《临安志》，特意刻一藏书印“临安志百卷人家”。他以收元刻本为主，共藏有千部元刻本书籍，于是把自己的善本书室命名为“千元十驾”，意思是一千部元刻本可抵一百部宋刻本，这是仿黄丕烈“百宋一廛”藏书室名而来的。意思是元本虽不及宋本，但“骐骥一跃，驽马十驾”，千部元刻，还是不比百部宋刻逊色的。

　　古人曰：“藏金未能守，藏书未能读”，对秘不示人的藏书多有讥议。然而藏书毕竟不同于藏金。范钦生前将家财分为两份，一份是天一阁的藏书，一份是万两银子。其次子大冲，舍万两白银而择藏书。新昌吕抚，与兄分割家产，对广厦腴田视而不见，只要藏书。藏金可以享受很好的物质生活，而藏书只能满足精神的追求。

　　古代众多的藏书家为了藏书往往都甘于清贫，不贪嗜钱财，终身与书为伴，对书籍如此痴情，真让人可敬可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