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程乃珊在《老上海，旧时光》一书中说，老上海的海关、银行和邮政局，因为循沿西方经营之道，且多为洋人所经营，所以福利待遇比一般华资企业、民族本土企业都要高，故而上海人俗称海关为金饭碗，银行为银饭碗，邮局为铁饭碗。又说，那时的上海白领先生若捧上这样的饭碗，真的是一世衣食无忧了。可见 “民以食为天”，自然是颠扑不破的道理。至今家乡还有这样的习俗：老派人家若有女儿出嫁时，娘家陪送的嫁妆中，除了豪华家具和高档电器之外，总也少不了几只颇具特色的饭碗。探寻其中的含义，不仅是在暗示男方，娘家是有实力的，婚后没有必要靠男人来养活，同时还有祝福一对新人将来生活美满、家道殷实的意蕴在。

　　遥记四十年前，我就读中学的时候，农村人称呼城里人是“吃商品粮的”，称呼国家公职人员仍然为“端铁饭碗的”。当时，对于农村的孩子来说，为了能够从积贫积弱的乡村中走出来，改变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唯一可行的出路就是刻苦学习，参加高考，金榜题名，身跃龙门，大学毕业，国家分配，从此就端上了“铁饭碗”。在这个过程中，那些农村孩子所经历的酸辛与苦难，当今的年轻人再有丰富的想象力恐怕都难以模拟得出。难怪许多中学生在阅读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中描述孙少平求学求职的经历以及刘震云短篇小说《塔铺》中农家少女李爱莲的不幸遭遇的时候，总是流露出狐疑的眼神，他们怎么也理解不了那个时代的青年所经历过的路途的坎坷、肩负的沉重和心理的折磨。

　　和诸多的同龄人相比，我到底还是一位幸运者。在1979年暑气尚未完全褪尽的某个清晨，我终于怀揣着父辈的嘱托和恩师的叮咛，跨进了中州一所学府的油漆斑驳的大门。但是，我的许多同学却被残酷地拒之于门外了，终生无缘亲炙年高德劭的学术大师们的辉泽。记得同班中有一位名叫萍儿的女生，中等身姿，面容白皙，酒窝浅浅，言谈间仿佛随时都在微笑，说起话来一双大眼睛扑闪扑闪的尤其迷人。因为在班上我们都属于年龄最小的一群，且都参加了学校的文学社团，所以见面和交谈的机会就比一般同学会多一些。她的作文总是获得老师的赞扬和点评，而每当此时，她的眼睛里也总是含着烟含着雾，仿佛春天里的平湖，汪汪成了一片深潭，特别的美丽。但是，天意难测，命运弄人，高中毕业那年她参加高考，因几分之差，与大学失之交臂；次年再度插班复习，仍然不幸遭到淘汰；然后重整旗鼓，披挂上阵，结果还是名落孙山；面对家人的不解和亲友们善意的劝慰，她横下心来，决定从高一年级读起，但是，纵使她磨穿铁砚，嚼透黄莲，最终也没能感动上苍。

　　后来，某年春节前的一个晚间，同学们数人相约餐叙，年长者已经结婚生子，有了家室，我也参加工作到了第三个年头，席间觥筹交错，煞是热闹，只有萍儿默默地坐在一旁，神情黯然，若有所思。我端起酒杯走过去：“知道你从来不喝酒，今天能喝一杯吗？”萍儿站起身来，仰脸看着我，凄然一笑，斟满了一杯白酒，一饮而尽，惊得我一时不知所措，许久才回过神来，询问道：“那么，以后有什么打算呢？”萍儿垂下眼帘，叹了口气，说：“看来这辈子真的和那只饭碗无缘了。也只有寻个人家，把自己嫁了算了。”闻听，我是咬紧了牙关才没让泪水溢出眼眶。弹指三十多年过去了，我们也都已到了奔六之龄，许多往事已如山间烟岚一样随风飘逝了，唯有萍儿低头蹙眉的样子，从来不曾从心田里湮灭，每一念及，都不禁一阵悸痛，仿佛胸臆间如同电流通过一般，能听得见滋滋的声响。

　　晚间闲暇，读书消遣。看到程乃珊女士关于“饭碗”的议论，不禁漾起了心底的微澜。只有经过，方能懂得；唯恐失去，更知珍惜。这么多年来，之所以能够沉潜心志，勤奋工作，朴实做人，甘心奉献，就是想把这不易到手的“饭碗”端稳端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