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海南日报记者 杨道
来自四川南江的作家卢一萍，是国内70后代表小说家。他自身的经历堪比一部庞杂丰厚的小说。他早年尝试先锋写作，多年的军旅生涯赋予他的作品以坚韧的质地。近些年他斩获了解放军文艺大奖、上海文学奖等多个文学大奖。尤其是他用十年时间细描雪域高原军旅生活的长篇小说《白山》，不仅入选“收获文学排行榜”，而且获得亚洲周刊年度十大小说。
从茫茫大漠到边疆哨所，卢一萍给自己的定位是“一位行走在旷野中的写作者”。12月5日，卢一萍受邀到海口出席由海南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海南日报报业集团联合主办的2021年海南少数民族文化“七个一”作品创作征集的评审活动，并接受了海南日报记者的专访。
小说家都是自语症患者
记者：在您微博的个人标签上，您写的是“自语症患者”。这个名称感觉有一种很深的孤独感，能否具体说说？
卢一萍：患自语症，可能正是作家的一种状态。对于写小说的人来说，更是如此。出则孤身旷野，入则独处书斋，以前写作是面对稿纸，现在面对电脑——即使离开了书桌，脑子里也是虚构的人物。这些人物对于小说家来说，是活着的，日日夜夜相随相伴，魂牵梦绕，比跟现实中人物的关系还要密切。唯一可使小说家得到安慰的是，无论你在写小说时和你笔下的人物爱得多么惊天动地，恨得多么咬牙切齿，一旦写完，便可和他恩断情绝。但没有办法的是，接下来如果你要写新的小说，又会有一个人物来纠缠你。
写小说的人其实生活在虚构的语境中，但将现实中的人和事通过虚构，以更真实地反映现实，却是小说写作的乐趣所在。
无论小说家还是诗人，写作都是一种自语，他们都是自语症患者，只是小说因其篇幅的关系，花费的时间的关系，小说家的症状要严重一些。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文学其实是孤独的产物，所以一个作家承受孤独，是一种命运，也是一种能力。
记者：感觉您的人生经历本身就是一部小说。这些经历中哪一部分最让您刻骨铭心？
卢一萍：经历本身就是人生际遇的反映。我的经历的确相对要丰富一些。有些是命运的不可抗拒，有些也是我自己的选择。比如去帕米尔高原戍边，多次到青藏高原采访。我是个很笨拙的人，我觉得，我需要去现实生活中、在旅途上为自己的小说寻找细节，以理解人性，理解悲欢离合，理解生命的价值，从而理解自己身处的时代。
要说最刻骨铭心的，自然是爱、离、别，当然，这对每个人都是。对我而言，还有我在帕米尔高原生活的那三年以及在西北边境长达半年的采访经历，这奠定了我的“世界观”——怎么看待这个世界，自己究竟该怎样度过这并不漫长的一生。
期望给贫乏生活赋予复杂意蕴
记者：大家都说您的写作富有寓言性。您自己认为呢？
卢一萍：我绝大多数小说都是“寓言”小说。这种写作便于我把握语言、结构，增加文本本身的张力。我心目中的边疆、故乡、荒漠，甚至边关、军营，以致自己对时代的解读，我都企图将其寓言化。我不善于直接地去描摹生活。生活无论看起来多么丰富，但仔细打量，都是贫乏的、无聊的。我期望给贫乏的生活赋予复杂的意蕴，给无聊的生活增添一抹神圣的色彩。
记者：您的军旅生涯充满英雄主义的玄幻色彩，极富吸引力。但军旅生活其实十分艰苦，您是在怎样的情境下开始文学创作的？
卢一萍：我的军旅生活其实本应该是平淡的，但我想，我既然成了军人，成了一名军旅作家，我还是要与众不同一点。所以我要求去边防一线，去骑马巡逻——我的骑术不错，毕竟，我骑马踏遍了帕米尔边关，我记得，其中从红其拉甫到乔戈里峰的巡逻线路，当时骑马往返一次就要二十多天，沿途都是极其荒凉的无人区，有些路段军马走不了，只能骑牦牛。但我没有觉得艰苦，要说艰苦，肯定有比军旅生活更艰苦的生活。
我在红其拉甫边防连的前哨班还带过哨，就是带着几个兵，驻守在那里，一待就是几个月，四周除了积雪，什么都没有，爬冰卧雪，嚼冰咽雪，哨所就像茫茫大海中一块漂浮的木板，你必须得抱紧它才能活命。在那些地方，能坚持活下来，其实就是英雄。但我当时并没有什么英雄的感觉，连“英雄”这个词都没有在脑子里出现过。
人是一种适应力极强的动物，为了生存，他能适应任何环境。
我很小的时候，就在做作家梦了，在中学的时候，就开始发表习作。我是怀抱作家梦想入伍的。非常幸运的是，我抵挡住了不少诱惑——比如当官、挣钱，从未想过要放弃这个梦，这就是我最终成为一个靠写作为生的人的原因。
并不认可“军旅作家”的身份
记者：军旅生涯赋予您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你似乎不太认可自己“军旅作家”这个身份。
卢一萍：它提供给我的首先是写作素材，其实，每一种生活都能赋予作家相应的素材，比如说记者、海员、渔民。其次，是对生命的理解，更重要的是对这个运转机制的认识。这让我得以写了《白山》。
但我并不是一个军事文学作者，因为我希望我所反映的生活不是“行业”式的，如果是那样，写作就失去了魅力，也会失去意义。虽然有26年军旅生活，但我并不认可自己“军旅作家”这个身份。因为我想作一个更大意义上的写作者，即使我写的是军旅生活，这种生活也是面向这个时代的；当然，如果有能力面向整个人类更好，像《静静的顿河》《二十二条军规》《五号屠场》，甚至《弗兰德公路》那样，他们原本是俄罗斯的、美国的、法国的，但最终都具有了超越国家、甚至超越时间的意义。
这其实不是大话，在今天这个“地球村”写作，每个作家面临的都是世界文学这个背景。
记者：听说您特别喜欢《红楼梦》。它对您的创作特质是否产生过影响？
卢一萍：我最早的读物本该是童话之类，但我小时候从没有听到过“童话”这个词。所以很不可思议的是，我读的第一本“闲书”是《红楼梦》。那是一个残本，也就是上中下三卷的中卷。小时候没书读，见了什么书都拿来读。我父亲喜欢看“闲书”，听说谁有书，跑好远的路都会去借来看。这三分之一部《红楼梦》他看完后，就藏在枕头下的铺草里。我把它偷来，竟然如饥似渴地看完了。这其实就是我的文学启蒙。后来，我买过多个版本的《红楼梦》，有些读了，有些收藏着。之前其实没有怎么读懂，但每读一遍，在感悟力上，都有微小的进步。
我觉得《红楼梦》是中国文学的根基，那它自然也是我的根基。有它在，我就有了依靠，也就有了底气。
记者：您说写了小说会放一段时间，这期间会不时修改，给杂志社前，还会朗读一遍。为什么？
卢一萍：这只是我个人的一个写作习惯。作品写好后，放一段时间再去看，就会发现一些问题。朗读的时候，如果你读着读着感觉上会顿一下，那就表示那个词句不合适。而在你默读的时候，这些问题并不会显现出来。另外，我喜欢听自己的文字用声音表现出来，那个时候，它似乎有了另一种样态。
正在写一个关于迁徙的故事
记者：您今年刚完成或正在进行的作品，请描述一下？
卢一萍：今年出版了两本小书，一本是写世界屋脊之旅的散文《流浪生死书》，一本是中篇小说，叫《大震》，是《小说月报》打造的“百花中篇小说丛书”的一本。之前还有一本长篇非虚构，叫《扶贫志》。
我正在写一个长篇小说，写一个迁徙的故事。中国人其实一直在迁徙，而我们感受到的是，我们似乎愿意固守一地，世世代代，不再离开。其实不是这样。每个族群其实都在迁徙、漂泊，从古至今都是如此。所以，我想写一部这个主题的小说。我们四川人对迁徙有着特别的记忆，那就是“湖广填四川”，很多四川人都是那个时候，迁徙到四川的。这个记忆具有强大的遗传性。直到现在，我还觉得自己是亲历者，所以，我想通过虚构来还原当时的境况。
我早就想写这个小说，早在1995年，我二十多岁的时候，就写了十多万字，当时觉得还不错，但并没有写完。为什么呢？因为写着写着，心里没底了，力量不够了。这个力量不是力气，不是体力，而是对这个题材本身的理解，对结构和语言的把握，对要传达的爱、死亡、离别、故乡、征程缺乏能称之为“经验”的体验，所以就放在那里了。一放，就是近三十年。为什么又要写它呢，因为我写过的那些人物这么多年过去了，还在我心里活着，一直一起面对生命的流逝，所以没办法不写。
记者：作为一个作家，您最看重哪些评价尺度？
卢一萍：当然是读者。但其实，现在一个作家能拥有的读者也是稀少的，但我愿意为稀少的读者写作。
记者：之前来过海南吗？
卢一萍：当然来过。我多次来过这里。我自己就到海南旅行过四次。可能有很多中国人都有过要到海南住下来的想法，我也曾想过。除了这里的气候好，四围有大海风景独特，最重要的是，她同大陆同样古老，却又最为年轻，有一种别样的诗情画意。
本版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作家档案
卢一萍，作家、编辑。四川南江县人，曾在军旅26年，现居成都。
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白山》《激情王国》《我的绝代佳人》，小说集《帕米尔情歌》《天堂湾》《父亲的荒原》《银绳般的雪》《大震》，长篇纪实文学《八千湘女上天山》《天堑》《祭奠阿里》，随笔集《流浪生死书》等二十余部。
作品曾获“五个一”工程奖、解放军文艺奖、中国报告文学大奖、天山文艺奖、四川文学奖，上海文学奖等；《白山》获评《亚洲周刊》2017年全球中文十大小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