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小学，读高中，进大学，加上两次进修，也有20年的寒窗之苦了。求学中遇到许许多多优秀的老师，其中有一位我常常思念他，他挺拔威武的形象，时时在我脑海中闪现。

　　他叫魏廷陛，是我小学和初中的体育老师。上个世纪50年代，我在北京市先农坛育才小学上学。小学二年级以后，每年秋季举办一次全校运动会，开幕式上，魏老师迈着正步走向大操场上的“主席台”，哨子一吹，大声下令“立正”，他转向校长敬礼后，又转向台下，命令学生们“稍息”——他总是英姿勃发，挺拔向上，让学生们敬畏、难忘。

　　记得魏老师那时常穿着红色上衣、白色带有裤线的运动裤，脚上是白色的上海回力牌胶鞋，他带领我们打篮球、踢足球、练长短跑、打垒球……似乎各种运动他都能担得起。他任教没多久，就培养出了加入国青足球队的李治先和跳高项目的“报春燕子”吴孚山。在一次全校运动会上，魏老师发现了吴孚山的跳高天分，便决心训练辅导她。他四处找来了国内外资料，帮助吴孚山一厘米一厘米地提高，直到吴孚山跳过了1.61米的高度。吴孚山小学一毕业，魏老师就推荐她进了体校。后来吴孚山经过自己的刻苦训练，入选了国家队。1964年，在全国田径赛上，吴孚山大显神威，一下子跳出了1.79米的成绩，轰动了全国。

　　我和魏老师之间也有一段故事。1957年的一天，看到我在大操场做广播体操时，不按节拍、不按要求，也不使劲，魏老师气得猛然踢了我一脚，还拧着我的耳朵：“万伯翱，你再不好好按要求做操，我明天去市里开会就去告诉你爸！”我赶紧请求：“我一定好好做操，别告诉我爸了！”小孩都怕老师去向父母告状，尤其我爸平时对我们要求甚严，想到家训我就害怕。

　　魏老师知道学生们都喜欢被表扬鼓励，有一次体育课上进行60米短跑，我懒洋洋地说：“魏老师，今天风大，我也有点咳嗽，不跑了吧？”“不行，必须跑！”发令枪响后，我似乎什么也不顾地向前冲，他在终点掐着表：“8秒26！你跑出了个人最好成绩！”在育才学校九年（后来学校加上了初中），在魏老师的严格要求和训练下，我不但通过了少年劳卫制，还经魏老师审批上报市里成了三级乒乓球运动员。进入高中一年级，凭借着魏老师在育才给我打下的坚实的运动基础，我在全校乒乓大赛中击败了三名二级运动员，获得了二级运动员证章。回母校拜望魏老师时，他摸着我的头，微笑着说：“行吧，万伯翱，把你踢打成二级运动员了。”

　　高中毕业，我离开北京下乡，十年后，在河南黄泛区农场被保送进入河南大学。毕业后，又入伍当兵，在中州大地待了19个春秋，之后才回到北京。那时魏老师已调入北京市体委。1990年，我被调升为中国体育杂志社总编和社长。一天下午，魏老师在国家体委办完事后，突然闯入我的办公室，那时他已过花甲之年，风霜染白了两鬓，但两眼仍炯炯有神，精神矍铄。突然的邂逅让我慌忙起身，并紧紧握住老师的手，他环顾挂着各种体育明星照片和书画家作品的办公室，高兴地说：“万伯翱，我经常看你主编的《中国钓鱼》杂志和《体育报》上的文章呢，告诉你，我上个月被选为北京市钓协主席了！”我忙祝贺又带点骄傲，脱口而出地答道：“我是中华名人垂钓俱乐部常务副主席，也是中国钓协的副主席呀！”这句冲口而出的话，令我直到现在都后悔不已，在老师面前，我这个学生太骄傲了。但魏老师丝毫不介意，他笑盈盈地在我肩膀上拍打了一下：“行啊，你真有出息了，你这调皮捣蛋的小子！”

　　那是我们师生的最后一次见面。操劳一生的魏老师，于2014年辞世，享年85岁。前些天，和育才的老同学聚会，谈起魏老师，我才知道，1964年第二届全运会大型团体操《革命赞歌》的舞蹈造型、背景和音乐都是魏老师一手编导的，他被评为市群英会特等劳模，1965年，他还被授予国家体坛最高体育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