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黎红艳

　　临高角战斗历史陈列馆里，一帧帧业已模糊的黑白照片，回放着一个个用血与火宣示信仰的历史瞬间。

　　当年那些渡海南征的四野指战员，老于阿姨的丈夫是其中一个，海南解放后转业到我们那个老县城，后来当了卫生局局长。

　　我在老于阿姨家见过他一次。高高的颧骨，清瘦的身材，洗得褪色的黄绿色军裤扎着白衬衣，穿着海南少见的黑布鞋，慢声细语的黑龙江口音。我心里琢磨，这个温文尔雅的中年男子，怎么跟枪林弹雨沾上边儿的呢。

　　可人家就是这么出生入死打过来的。

　　老于阿姨也是这么一路从北到南跟过来的。

　　自打我有记忆起，老于阿姨就是我们那个老县城药材门市加工组的组长，也是单位少有的几个党员之一，我妈刚参加工作那会在她手下当过学徒，后来才去的门市部。

　　加工室挨着门市库房，就在我家住的老院子里。我的童年多是百无聊赖的，闲耍溜达间常常就蹭进了加工室。倚在靠门的墙上，看着老于阿姨坐在那张破旧的切片台后，左手抓药块，右手承着锈黑笨重的铡刀，一起一落间，药片如秋叶般翩然而下。

　　我有时会盯着，数刀口飘落的药片，一片，二片，三片……没数几下就乏了。很是纳闷，这单调重复的动作，一天一天，一年一年，老于阿姨是怎么熬过来的？于是转眼看人——

　　被药材染成棕黄的十指，青筋凸起的手背，松垮的老式石英表，瘦削的双颊，花白的过耳短发，黑色的凉鞋，总是卷到肘部的袖子和绾到小腿的裤管——无论寒暑，几乎一成不变，就冬天加的那件毛背心和蓝外套，我都要很费神才想得起来。

　　这黑瘦微驼的身架，却不知哪来的耕牛般的气力，一回回拉着那垒得高过头的平板车，一步步负山载岳地丈量老县城那坑坑洼洼的几里路。

　　那时门市部墙后总竖着一辆两轮板车，车把手上缠着些麻绳，还有一管废弃的橡胶内胎。隔个十天半月，老于阿姨就拉着这板车去县城边上的药材仓库进货。装满药材的一个个大麻袋，用绳子捆绑固定在板车上，两端打好结连上内胎，为的是斜挎在身上借力。内胎有弹性，勒在身上比麻绳好受些。

　　老于阿姨两手抓着车把，纤夫般弓背前行时，箍在胸前的粉色内胎便恍如一条陈年的无字绶带。

　　中药材很容易蛀虫发霉，暴晒是最原始也是最安全的手段，但也最不省事。尤其是根茎类，清洗晾干、切片切段后，就海南这太阳，至少也得连晒两天才能干透。

　　药材门市在临街的一栋两层老楼下，二楼是一些木板隔间，角落的天花板上开了个三尺见方的口子，架着一把刚好能够着的竹梯。梯子两节有些许开裂，用铁丝缠了木段撑持着，泛着老旧的褐光。

　　我原本不留意这竹梯，有一回在那附近晃悠，听见院子里几个大孩子攀着竹梯闲聊，学着样儿说道老于阿姨怎么扛着半麻袋的药爬梯上下天窗，怎么驾轻就熟身手敏捷，还戏谑她可能会武功云云。

　　从未上过楼顶的我被勾起了好奇心，挨到他们走开，终于壮起胆子颤巍巍地摸上竹梯。

　　梯子咯吱咯吱地抖着，才爬了几级，半个脑袋刚刚冒出楼顶，我便赶紧趴住，伸直了脖颈张望，只见围栏周边一溜茂盛的蕨草，扁砖砌的隔热层印满青苔，中间敞着两张草席和一个簸箕，摊晒着不知名的半干药材。

　　想必院子里空地有限，加之放养的鸡鸭狗猪随处撒欢，也唯有这楼顶才能为其所用了。

　　后来，加工室的那列瓦房拆了，建了一层平顶的连排，搭了个露天的水泥楼梯。有了这一百多平的天台，老于阿姨终于不用去爬那竹梯了。

　　屋顶上晒药的草席多了起来，在晴雨突变的日子，她狂奔上楼的身影也多了起来。有时风雨来得太急，赶不及把药材扒拉进麻袋，老于阿姨只好连着席子一把搂起来，又兜又揽地冲进挨着天台的门洞里。

　　一些坚硬的药材，比如龟板或矿物类，就要动用院子旮旯的那台粉碎机了。

　　我上小学那会，周末假期只有一天半，星期天上午睡懒觉时，被轰隆轰隆的机器声吵醒，听见我爸对我妈感叹：“周末也不休息，这个老于真是拼命啊。”

　　行政、门市、仓库，单位里多数职工都有轮岗的，唯独这又脏又累的加工组，老于阿姨仿佛植了根似的，一干就是几十年。

　　听说，退休没几年，老于阿姨就因病去世了。

　　前段时间听我妈偶然说起，在那个特殊的年月，老于阿姨还救过我妈的命。我妈生我时，我爸远在老家，也是老于阿姨帮着跑了几家医院找床位，又陪产通宵，凌晨六点才匆匆赶回家给上学的孩子们备早餐。

　　我曾如井蛙臆测大海般，忖度老于阿姨们的鞠躬尽瘁。

　　我问我妈：“您和老于阿姨相识几十年，在您看来，她为什么要这么拼？”

　　我妈的语气瞬间肃敬：“因为她是共产党员。她一辈子扎在加工组，不求名、不求利也不求官，还能为什么。”

　　想来在硝烟弥漫的黎明前夜，见过太多的苦难流离，见过太多的舍生忘死，故使他们初心如鉴，把建设国家的使命刻进了骨子里吧。

　　我忽然想起艾青的诗句：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也忽然明白，为什么我的心中常怀纯粹？因为先辈们披肝沥胆的背影历历在目，丰碑永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