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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和它的研究院
千年佛寺满壁华
甘肃敦煌莫高窟。
莫高窟第323窟张骞出使西域图。
莫高窟第217窟青绿山水。
1982年5月,常书鸿(右一)在敦煌莫高窟,照片上为常书鸿题诗。
1987年,时任敦煌研究院院长段文杰(左三)向年轻大学生介绍敦煌石窟壁画艺术。
1956年拍摄的敦煌莫高窟外景一角。
1982年,甘肃省艺术学校新开设一门敦煌舞基本训练课,重现敦煌壁画舞姿。
莫高屈数字化采集现场。
樊锦诗(右)在莫高窟第85窟壁画修复现场。

  ■ 吴辰

  敦煌,如历史长河中的一湾清泉,照鉴过去,也照耀未来。公元前138年,伴随张骞西行,敦煌登上历史舞台。从公元366年开始, 敦煌莫高窟开启持续千年的营造历史,莫高窟现存735个洞窟,其中,492个洞窟有彩塑和壁画,4.5万平方米壁画、2000多身彩塑,见证、记录下丝绸之路上的中西文化交融。80年前,1944年1月,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

  80年来,从满目疮痍到重现光彩,莫高窟在一代又一代“打不走的莫高窟人”的努力下,走向了世界,他们“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莫高精神也感动了无数人。目前,敦煌研究院已发展成为我国管理世界文化遗产数量最多、跨区域范围最广的文博管理机构,也是国内外最大的敦煌学研究实体。

  公元366年,和尚乐僔自东而来,沿着丝路行走于茫茫大漠之上,忽见眼前一片金光,似有千佛降临,此地便是今天的敦煌。修行佛法的乐僔遇此异象大为震撼,便发下宏愿,就地“架空凿岩”,修成一龛洞窟来供奉佛像。“德不孤必有邻”,在乐僔之后,又有法良禅师东来,在先前所开凿的洞窟旁边又造一龛,至此,大漠中的佛窟已成大观,慕佛法者纷至沓来,至于什么刺史、东阳王等达官显贵,更是不在话下。人们出钱出力,加入修建佛窟的队伍之中,开凿洞窟的声音一响就是一千年。如今,已经没有人知道乐僔、法良两位僧人是哪里人、做过什么事,也没有人知道他们此番西行之后有没有回到故土,但是,由他们所率先开凿的石窟群却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字——莫高窟。

  正如佛家所云,“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莫高窟辉煌过,也落寞过。世事变迁,曾经商队旅人络绎不绝的西北大漠渐渐地荒凉了,莫高窟延续千年的香火也终于熄灭了,黄沙磨损了洞窟里的彩塑与金装,夏天的雨水渗进岩壁使精美的壁画返碱剥落,文物贩子和探险者们更是不断觊觎着洞窟中的珍贵遗产。

  于是,1944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成立,这便是今天敦煌研究院的前身,八十年的风风雨雨,无数人的前赴后继,莫高窟再次找回了自己的辉煌,沿着古丝路,四面八方的来客有如潮涌,这一次,他们将见证敦厚而辉煌的中华文化。

  筚路蓝缕的开创

  今天的游客如果到莫高窟去参观,恐怕很难想象在八十年前敦煌研究院草创之时这里到底有多荒凉。不妨读一下余秋雨的《道士塔》,在文中王道士的年代,莫高窟已经是残破不堪,而在王道士的愚昧、侵略者的狡诈、偷窃者的贪婪共同作用下,这里更是被糟蹋得满目疮痍。

  有一位浙江人叫常书鸿,他曾远赴法国留学专攻美术并在画坛崭露头角,本可以成为画家的常书鸿却因着一次机缘巧合认识了敦煌,又因着敦煌的名字坚守了近半个世纪,成为敦煌研究院第一代的“掌门人”。

  1935年,常书鸿在法国见到了由伯希和编纂的《敦煌石窟图录》,他惊异于这“长达千余年的精美绝伦的图解中国美术史”,也为这些艺术瑰宝正在受着掠夺和玷污而痛苦。回到国内,常书鸿在梁思成、徐悲鸿等人的支持帮助下,终于达成了自己的心愿,1943年,沿着丝路的风沙,他来到了敦煌,见到了莫高窟。

  现实中的莫高窟与《敦煌石窟图录》上的精美截然不同,伯希和为敦煌留下了影像资料的同时也掠夺了不少敦煌的宝藏,而从清末到民国,没人能算清曾有多少“伯希和”来过这里,又有多少宝藏被掠夺到了世界各地。在敦煌,常书鸿见到的是一片残垣断壁,许多石窟被流沙掩埋,没有被掩埋的石窟也早已成为牧羊人们的驻地,他们在精美的壁画下生火做饭,将壁画熏得黝黑。更令人心痛的是那些藏经洞,没有人知道这里边曾经承载过什么样的经文,空空荡荡的洞窟像是在控诉,这令常书鸿心痛不已。

  刚到敦煌的常书鸿,所做的工作似乎与艺术并不相关,他首先要做的不是修补石窟中的壁画和文物,而是治沙。清理超过十万立方米的流沙、建造长达八百米的围墙、为洞窟装大门、修建通往洞窟的公路……其中每一项都得花大价钱。由于经费有限,常书鸿和同事们常常需要自己动手,终于,经过十个月的苦战,沉默的敦煌再一次苏醒了过来。

  并非每一个人都能在这茫茫沙漠上坚守,常书鸿的一些同事最终选择了离开,研究所面临解散,甚至,连常书鸿的夫人陈芝秀也不辞而别。可是,常书鸿守得住寂寞,耐得住清贫,只是面对石窟辛勤地工作着,抢救性地临摹那些已经残破不堪的壁画,留住那些被历史风化的宝藏。守得云开见月明,1950年,周总理亲自检阅了常书鸿临摹的敦煌壁画,并予以高度肯定,敦煌在新中国再次焕发光彩。

  “数字敦煌”驻新颜

  如今的敦煌研究院较之曾经可大不相同了,研究者们的工作生活条件自然是大有改观,高科技在文物保护方面的运用更是为古老的文化宝藏注入了新的活力。

  曾几何时,莫高窟的守护者们还是用小滴管、纱布包、注射器和一些自己发明创造出来的器械去为壁画和塑像“驻颜”,但是这只能“治标”,却不能“治本”,能够修复文物的外伤,却没办法提前知道文物有没有内伤。如今,在现代科技的加持下,敦煌研究院打造了基于无损分析技术的壁画修复效果评价体系,利用各种高科技手段,能够直击文物的“病灶”,继而制定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

  曾几何时,莫高窟的守护者们对光照、湿度、声音等这些能够对壁画造成影响的因素颇为头痛,那些壁画和塑像毕竟已经经历了几百上千年,再也经不起哪怕一点点的折腾,有时候,即便是微小的参数变化也会使文物“生病”。而今天,600多个不同类型的传感器被安置在洞窟的角角落落,实时对周围大环境、洞窟微环境、文物本体、崖体土质、游客承载量等进行监控,为文物的健康保驾护航。

  改革开放以来,越来越多的游客将莫高窟列入“打卡”名单,游客的热情令人感动,但是也给敦煌研究院的文物保护带来不小的压力。早在20世纪80年代,敦煌研究院就提出了莫高窟数字化的方案,使这些宝贵的遗产能够“永久保存,永续利用”,也能使不便亲自来敦煌的游客一览中国古代文化的辉煌。目前,一个互联网上的“数字敦煌”已经建成,吸引着来自各地的游客,也为全世界提供了文物保护和文化传承的中国方案。

  千年古窟成“潮”地

  除了几十年如一日的坚守和充满了科技感的文物保护技术之外,敦煌研究院最吸引游客的还有文创产品。由于“数字敦煌”建设的成熟,敦煌研究院所开发的文创产品汇集了数字化采集成果,沉甸甸的都是科技含量。敦煌研究院推出的多款泥坯画就是以莫高窟壁画为底本的,科技含量的富集使这些泥坯画无论是形还是神都与原壁画别无二致,甚至连泥版画上的裂纹都与原壁画一模一样。

  当然,敦煌研究院最令人心动的文创产品当数九色鹿系列。童年时,有谁没有幻想过自己也会遇到一只善良的九色鹿呢?而九色鹿的原型便是莫高窟中的壁画《鹿王本生图》。敦煌研究院将九色鹿的形象做成了饰品、雨伞、摆件、抱枕,甚至还有可变色的水杯与时下流行的“盲盒”。千年的古石窟,如今越来越“潮”。

  当年,乐僔和尚在开凿第一龛石窟时,决想不到它会经历如此坎坷的命运,也决想不到它会有今天的辉煌。敦煌的辉煌离不开中国国力的日益强盛,也离不开一代又一代敦煌研究院工作人员的探索与努力,在他们的保驾护航之下,敦煌将屹立在古丝路上,成为人类文明史上重要的地标。

  本版图片均来自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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