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凯
1943年8月，中央大学教授朱东润在重庆寓所写下了《张居正大传》序言最后一个字。第二年，书稿由开明书店正式出版——岁月如梭，这本被称为“中国现代传记文学开山之作”的作品至今已问世八十年了。
朱东润早年留学英伦，回国后辗转广西、江苏、湖北、四川、上海等地教书，在诸多学术领域耕植颇深，在传记文学方面更是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其代表作便是《张居正大传》。朱东润与中国现代传记文学是如何结缘的？《张居正大传》出版前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事情还需从头说起。
与现代传记文学结缘
1938年深秋，正在家乡江苏泰兴闲居的武汉大学教授朱东润接到学校电报，大意是武汉大学已经迁至四川乐山，希望他在明年年初赶回学校上课。
当时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大都落入日本人之手，朱东润感到一种极端的压抑和愤懑，他与妻子商量后决定只身入川。12月初，朱东润离开泰兴，先由上海至香港，绕道越南，再经云贵入蜀。离开娇妻幼儿，独自离乡背井，沿途目睹山河破碎，满目疮痍，朱东润心中有说不尽的痛苦和悲伤，但他明白，这是他作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
1939年1月中旬，朱东润抵达乐山，重回文学院任教。不久，教育部颁文要求各大学开设传记文学课程，传记文学在国内是个新鲜事物，许多学校都以唐宋八大家碑传类古文来应对，武汉大学也是如此。武大中文系主任刘赜指定一位教授开设此课，并且指名要讲韩愈和柳宗元。朱东润认为这条路完全错了，于是决定对此作一些探索和研究，其研究重心也由文学批评和古典文学转向传记文学。几年后，他在《张居正大传》序言开篇如此写道：
二十余年以前，读到鲍斯威尔的《约翰逊博士传》，我开始对于传记文学感觉很大的兴趣，但是对于文学的这个部门做切实的研讨，只是一九三九年以来的事。在那一年，我看到一般人对于传记文学的观念还是非常模糊，更谈不到对于这类文学有什么发展，于是决定替中国文学界做一番斩伐荆棘的工作。
当时大部分学者认为，传记文学在中国有着悠久历史，从老祖宗的《史记》《汉书》时代就已经开始了。但在朱东润看来，秦汉的史传、六朝的别传僧传、唐宋的碑传、明清的年谱以及梁启超的评传，虽各有所长，但都存在着不少问题和遗憾。史传的目标是写史写事，碑志过于刻板虚假，年谱不免具体而琐碎，梁启超的评传把一个人的事功分割成几块来叙述，有“大卸八块”的遗憾。朱东润认为传记文学的使命是要写出活泼生动的人性，应该以确凿可信的文献作为依据，尽可能真实、形象地还原传主的生命历程。
在这个背景下，朱东润开始了对现代传记文学的探究，尽可能搜寻能找到的中外典籍，其间，他阅读了《名人传》《人格论》《传记综论》等西方传记文学和理论作品。通过阅读学习，朱东润认识到现代传记文学除描述传主一生境遇外，还要将其所处时代、精神面貌，乃至他的亲友仇敌全部列出，这样才能烘托传主的形象。
朱东润陆续撰写了《中国传记文学之进展》《传记文学之前途》《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述论》《传记文学与人格》等学术论文，还对中国古代传记文学作了系统研究和梳理，成果就是10余万字的《八代传叙文学述论》。这些研究和探索都是在极为艰苦的环境中进行的，当时抗战正处于艰难阶段，朱东润虽处蜀中偏僻之地，陋室粗衣，但仍笔耕不辍，他在文章中记录了当时的窘况：“住的是半间幽暗的斗室，下午四时以后便要焚膏继晷……但是逢着寒风料峭、阴雨飞溅的时候，只得以围巾覆臂，对着昏昏欲睡的灯光，执笔疾书。”
这次转型确定了朱东润后半生的学术道路，此后几十年，现代传记文学成为他研究和写作的中心。
还原有血有肉的张居正
1941年，朱东润决定写一部现代意义上的人物传记，但选择谁作为传主呢？
作为传记作者，常不免怀有这样的私心，就是希望传主越惹是生非越好，越反常逾矩越好，越惊世骇俗越好。因为只有这样，作品才容易出彩，读者也愿意看；否则，要在平易中写得跌宕起伏，引人入胜，那的确是不大容易的。
朱东润自然明白这个道理，虽然“田夫野老、痴儿怨女的生活都是传记文学的题目”，但一个普通人注定不会引起读者的关注，因此只能从大人物入手。可历史上的大人物成千上万，有的是朱东润熟悉的，有的是了解甚少的；资料方面也是千差万别，不是少得无从探取，便是多得无法收拾，抗战期间，大学图书馆图书资料之缺乏也是人尽皆知的事情。除这些困难外，还有许多其他因素，传主时代距现在太远不好，太近了也不行。“那一个秋天，我因为传主的选择，经过不少的痛苦。”朱东润在《张居正大传》序言中这样写道。
最后朱东润决定为明末大臣张居正作传。张居正是万历皇帝首辅，在历史上赫赫有名，其人其事至今未有定论，“誉之者或过其实，毁之者或失其真”。在当时历史背景下，朱东润选择这样一个人物作传，可以说是煞费苦心，由此也可看出他的高明之处。
今天看来，《张居正大传》是一部非常优秀的传记作品，史料真实有据，语言形象生动。这本传记还有一个重要特点，那就是对历史人物的客观评价。朱东润在《我怎样写作〈张居正大传〉的》中回忆说：“我认为要写张居正，就得交代一个恰如其分的人物，是怎样的人物就得交代一本怎样的传，不夸大也不缩小。他有伟大的成就，也有无可讳饰的缺点。”在这个方针指导下，朱东润为读者还原了一个有血有肉的张居正，一个真实可靠的张居正。
传记出版几经波折
《张居正大传》脱稿后即交开明书店出版，此时朱东润已到重庆中央大学任教。
开明书店是一家有名的出版机构，1926年在沪上成立，抗战期间总部迁往桂林，办事处设在成都。书店方面负责书稿编辑的是叶圣陶，叶先生不久前刚从武汉大学文学院（乐山）离开，与朱东润既是同事，也是朋友，对他撰写《张居正大传》的前因后果非常清楚。叶圣陶为人谨慎，办事认真，他专门致信朱东润，对《张居正大传》封面题签一事作了说明：
稚老签题，可贵。因嘱钩摹，弟思刻工摹之，必失神采，不如自摹，然摹之数纸，皆视原样为逊。最难者小字，印章尤无办法。弟知刻工刻字，以原样反贴于木，视墨痕下刀，始不失真，而原样势必牺牲。今嘱同人姑令刻工钩摹，其技或胜于弟，若摹之而不成，只得牺牲原样。先此说明，请求垂许。
叶圣陶信中所说的“稚老”即同盟会元老吴稚晖，朱东润曾随其办报。《张居正大传》完稿后，朱东润请吴稚晖审阅，据说他连夜看完，并欣然题签。据朱东润后人回忆，此间开明书店由桂林迁往重庆，途中遭敌机轰炸，有一包已经铸成的锌版被炸毁，其中就有《张居正大传》的封面题字，后来只好重新再铸。
这部书稿于1944年4月开始排版，至9月才告结束，持续了接近半年时间，出版后在国内引起轰动。此后朱东润又相继完成了《王守仁大传》（书稿遗失）、《陆游传》、《梅尧臣传》、《杜甫叙论》、《陈子龙及其时代》、《李方舟传》、《朱东润自传》、《元好问传》等作品，继续在传记文学领域深耕。
这又是另一个长长的故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