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肖伊绯

　　我国现代史学界不乏大师，其中的“南北二陈”，即南方的陈寅恪（1890—1969）和北方的陈垣（1880—1971）是佼佼者。陈垣曾于1936年初接受北平《世界日报》专访，时任辅仁大学校长的他，当时已撰著了一系列可称为开辟鸿蒙的史学名著。

　　在接受采访时，陈氏话语非常谦逊，且十分简要，令记者大感无所适从，无法从中体察与拈提出能令读者大众所瞩目的所谓“看点”与“焦点”来。

　　当时已年过半百的陈垣，总算是挪出一点宝贵的治学时间，极其谦虚谨慎地接受了记者的采访。访谈的内容确实不算多，仅在报上连载了三次便戛然而止。这样的情形，与当时同样由该报记者专访并予以报道连载达十一次的沈兼士、十三次的周作人、十五次的顾颉刚等人相比，篇幅上的差距实在悬殊，不免令人感到“微不足道”。

　　殊不知，这恰恰正是所谓“勤谨和缓”之学者风度与风范所在。他曾谦称“我是书堆里的人”，在治学与处世态度上，可谓早已洞察并践行“勤谨和缓”的学界代表。

　　早在1920年，陈垣就对京师图书馆所藏、由热河运来的文津阁《四库全书》进行研究，当年便撰成《文津阁四库全书统计表》。这是国内首次对《四库全书》的册数与页数所作的精细调查，在当时的学术界实为开创性工作。这一领先于国内学界所做的前期基础工作，也为随后开展的《四库全书》影印工程作了有力铺垫。

　　之后不久，陈垣又通过对故宫“摛藻堂”的清点查验，发现了倚墙而立的《四库全书荟要》书架和书函。几乎与此同时，故宫中又发现了元代刻本《元典章》。陈垣又迅即着手，将故宫元刻本细加校勘辨析，接续撰成《沈刻元典章校补》《元典章校补释例》。这两部在校勘学领域有着杰出贡献的著述，皆于1931年完成，后者曾于1932年首发于《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集刊外编》，有抽印本行世，两年之后的1934年10月，又交由中央研究院在北平刻印单行本。

　　从这段陈氏学术生涯来看，可知同时代的中国学者群体中，除却那些勇猛精进的新派知识分子之外，更不乏埋首故纸、扎根书堆者，他们恪守与奉行“勤谨和缓”治学方法，乃是自然而然的风度与风范，是无需公开宣扬与过度诠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