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满楼

　　《水经注》大约成书于延昌三年（514年）到正光五年（524年）之间，书中共记载大小河流1389条，若将湖、淀、陂、泽、泉、渠、池、渎等水体全部都算上的话，则总数近2600条。

　　中国古代以农业立国，对水源与河流一向十分重视。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尚书》《周礼》《山经》等著作中就出现了有关水道分布的记载。作为中国第一部记述水系的专著，《水经》记述了全国137条主要河流的水道情况，但记载相对简略也缺乏系统性。最终，北魏郦道元所著的《水经注》成为之后的集大成者。

　　郦道元生平与

　　《水经注》的由来

　　郦道元，字善长，北魏范阳（今河北涿县）人。他出生于北魏官宦世家，其父郦范早年为朝中高官，并先后出任平东将军、青州刺史等职。在家族的荫护下，郦道元也很早步入仕途，并在平城与洛阳（北魏前后都城）担任过骑都尉、御史中尉和北中郎将等职。此后，郦道元又外派地方，相继做过冀州长史、鲁阳郡太守、东荆州刺史等。

　　据史书记载，郦道元为人耿介正直，做官清刻严峻，“素有严猛之称”。在其前半生中，北魏国力日渐强盛，但在孝文帝去世后，北魏开始日渐颓势。由于其执法严苛，颇遭地方豪强与皇族的忌恨。北魏孝昌三年（527年），在汝南王元悦的怂恿下，雍州刺史萧宝夤派人将赴任关右大使途中的郦道元一行人围困在阴盘驿亭（今陕西临潼县东）。最终，55岁的郦道元被杀，其弟及两个儿子也全部遇害。事后，郦道元被追封为吏部尚书、冀州刺史。

　　郦道元虽然一生为官，但他从小好学，尤其喜欢研究各地的水文地理。趁着四处做官的便利，郦道元先后到过河北、河南、山东、山西等地进行实地考察。每到一处，他都要遍览当地山川河流并悉心勘察水流地势，以了解古今水道的变迁、渊源及流经区域等。在此过程中，他又花费大量时间研读《山海经》《禹贡》《周礼》《汉书》《水经》等著作，这也为他后来著述《水经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水经注》序文中，郦道元不无遗憾地写道：“昔《大禹记》著山海周而不备，《地理志》其所录简而不周，《尚书》《本纪》与《职方》俱略。都赋所述，裁不宣意。《水经》虽粗缀津绪，又阙旁通。”由此，他决心写一本超

　　越前人的专门著作，这就是被后世誉为“不可无一，不容有二”的《水经注》。

　　《水经注》大约成书于延昌三年（514年）到正光五年（524年）之间，书中共记载大小河流1389条，若将湖、淀、陂、泽、泉、渠、池、渎等水体全部都算上的话，则总数近2600条。郦道元深刻认识到，水文地理情况往往随着时间推移而不断变化，如部族的迁徙、城市的兴衰、河道的变迁等，都会导致以往记述与实地不相符合。因此，他写作《水经注》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因水以证地，即地以存右”。从这个意义上说，《水经注》不仅是国内最早的水文河流专著，同时也是中国古代最全面系统的综合性地理著作。

　　《水经注》的内容与特色

　　从书名上看，《水经注》看似为《水经》作注，实则《水经》仅1万余字，而在此基础上扩充撰成的《水经注》全书达30万余字，是《水经》的20多倍。从内容上看，《水经注》共分40卷，书中对每条水道的发源、流向、支流及最终归宿等分别做了详尽的描述。其中，作者对北方水系的叙述最为精详并对前人讹误多加厘正，尤其通过亲身调查研究过的更是如此。至于南方水流，因当时南北政权对峙，郦道元主要通过各种典籍加以综合分析，因而也难免有些疏误。

　　与《山海经》以山海为纲、《汉志》以郡县为纲所不同的是，《水经注》以水道为纲，当时可谓独创一格。从疆域范围上看，《水经注》除论及中原王朝外还涉及不少域外地区，包括今印度、中南半岛和朝鲜半岛若干地区。至于记述时间，则上起先秦，下至当代（南北朝），前后纵横2000多年。在以水道为主要论述对象的同时，郦道元还对其流经的大小城邑、建置沿革、名胜古迹、水利工程、风土人情、物产资源等做了比较详尽的记录。

　　清代诗人沈德潜曾在《水经注集释订讹序》中说：“余少时读《水经注》，服其真能读万卷书，行尽天下山水路。而所成文章，又复钩采群书，造语选辞，句斤字削，于经史子集中别开面目，若天地间不可无一不容有二者。”在写作《水经注》的过程中，郦道元涉猎了大量历史文献与资料，其中征引书籍多达400余种，可谓繁征博引，考求严谨。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水经注》中抄录了汉魏时期的很多书籍与碑刻，由于各种原因，这些书籍碑刻在后来大多亡佚，所幸有郦道元的引用转录，后人才得以窥其一斑。此外，郦道元每到一处都会访问当地长者，书中也记载了不少人物掌故、神话故事及民歌谣谚等。这些资料，对研究中国古代的历史、地理等无疑具有宝贵的参考价值。

　　从写作风格上看，《水经注》行文雅驯，文笔优美，称之为山水散文也不为过。如明末文人张岱在《跋寓山注》中所说：“古人记山水，太上郦道元，其次柳子厚，近时则袁中郎。”这一评价不可不谓之高。以此而论，郦道元也可称为游记文学的开创者，他在书中以饱满的热情、生动的笔触描述了祖国的山川河流，《水经注》也由此成为中国古代不可多得的学术与文学兼备的名著。

　　“郦学”的产生：

　　《水经注》的再研究

　　自从面世以后，《水经注》就得到了世人的极大重视。最开始时，《水经注》主要以钞本形式流传，北宋后则出现了各种刻本。其中，最著名的版本是明朝万历年间朱谋玮校勘的《水经注笺》。清代以后，《水经注》研究逐渐形成了一门专门的学问，即所谓“郦学”，而其中又主要分为两个流派：一是关注《水经注》文本修补整理工作的考据派，二是强调经世致用的地理学派。在数百年来的传抄翻刻过程中，《水经注》的错简夺伪现象十分严重，个别章节甚至难以辨读。为此，明清学者做了大量校勘注疏工作，以期恢复该书的原来面貌。乾隆年间，郦学研究进入全盛期，其中涌现了赵一清、全祖望、戴震三位大家，《水经注》也被列入四库全书，得以在更大范围流传。

　　《水经注》的研究盛况是清朝“乾嘉学派”的典型现象之一，而在此考证过程中，经世致用的精神也同样得到彰显，并由此形成之后的地理学派。咸丰年间，汪士铎在撰述《水经注释文》的基础上绘制了相关舆图。近代以后，杨守敬、熊会贞师徒尽毕生精力撰成《水经注疏》并绘制《水经注图》，这是地理学派的重大研究成果，同时也将郦学研究推向了另一个高峰。

　　亘古江河总无声，幸得《水经注》流传。在《水经注》所述及的上千条大江小河、湖泊渠池中，多数仍在日夜奔流、一派生机，但有些也多次改道、不复旧颜，甚至还有被吞并、已湮灭的案例。据记载，郦道元生前著述颇多，但流传后世的仅有《水经注》一部，这是江河之幸，也是中国文化之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