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春丽

　　周末早起，我煮了一锅椰奶芋头西米露。出锅时，西米晶莹剔透，椰奶乳白醇香，芋头酥柔得入口即化，我想着给父亲带些过去。父亲一生粗茶淡饭，对饮食从不在意，有时过夜的饭菜也吃得香甜，在他心里，吃饱了便是吃好了。可这些年，装了假牙后，吃东西也开始挑拣起来。

　　到家时，母亲抬手指着楼顶，我知道父亲又在那里。自二楼建好后，每逢清晨或黄昏、炊烟袅袅时，父亲总爱登上楼顶，面朝东方静静伫立。那里有片海，是他运筹帷幄了一辈子的天地。他与那片海，像两头沉默的老兽，隔着炊烟遥遥对峙……

　　儿时记忆里，每天太阳升起，便是父亲打鱼归来时。高挑的父亲扛着船桨，挑着鱼筐与渔网，从朝霞中徐徐走来。我们看不清他黑褐色的脸庞，只见他周身裹着一圈温暖的金光。鱼筐越沉，父亲的脚步就越轻快。我和弟弟妹妹一哄而上，围着满筐活蹦乱跳的鱼虾笑个不停。母亲拿来箩筐分装，哪些要挑去市场卖，哪些留着下锅，父亲大手一扒拉，便泾渭分明。小弟好奇地伸手去摸，被螃蟹钳住，哇的一声哭了。父亲见状，随手拗断蟹钳，用沾了海草的手抹弟弟的泪眼，弟弟的脸便成了“大花猫”。我们笑得前仰后合，弟弟也破涕为笑。横行霸道的螃蟹，在父亲的大手下格外安分，眨眼间便被海草严严实实捆住，动弹不得。

　　1990年8月，天空凝得像铁灰，分明酝酿着一场暴雨。父亲抬头望了望天，又低头看了看嗷嗷待哺的我们，任凭母亲如何劝留，还是扛起船桨与渔网，大步流星向海边迈步。夜里风势渐猛，夹杂着暴雨呼啸而来，扑打着树木与房屋，屋顶阵阵发颤。天亮了，但没有光，风还在刮，雨还在下，四下里一片昏暗。我们望穿东方，却始终不见父亲的身影。家里聚满了邻里，大家披着蓑衣、戴着斗笠，沿河搜寻无果，嘈杂的人声里，焦虑像潮水般越涨越高。母亲抱着年幼的弟弟，时不时低声啜泣；我和妹妹们缩在潮湿的床上，满脸泪痕。每个人的心都像坠了铁砣，一点点往下沉……

　　直到下午，风势渐小，天边透出一缕暗黄的光。一个熟悉的身影扛着船桨，从那片光里慢慢走近——是父亲！所有人眼睛一亮，纷纷迎上去。母亲“嗷”的一声哭了出来，我们姐弟几个也跟着大哭……接下来几天，亲戚朋友常来家里，听父亲用嘶哑的嗓子，讲那一天一夜在风浪里的惊心动魄。

　　大姐出来工作后，父亲出海打鱼的日子正式偃旗息鼓。没有兄长的大姐，主动挑起养家糊口的大梁，渐渐活成了父亲当年的模样。闲下来的父亲却总坐不住，他开荒种地，养猪喂鸡，打零工。有时还会偷偷跟人搭伙下海，每次都被大姐劝住，父亲一生最听大姐的话。

　　父亲的生存能力强，干活像吃饭一样利索，两三口扒完饭，大手一擦便了事。印象里，父亲的手比旁人宽厚，腰杆比旁人挺拔，种菜、插秧、养猪、捕鱼、编筐、筑墙、挑担……粗活细活样样精通。院子里种着几棵印度紫檀，每到秋末冬初，父亲总要亲自修整。有次他爬上高高的枝丫，母亲在树下不放心地念叨，让他等弟弟回来再弄，父亲显得不耐烦，抡着砍刀的大手一摆：“别啰唆，这点小事难不倒我！”语气里藏着较真与倔强。

　　父亲才疏学浅，他没有光鲜的事业，更谈不上什么建树。一方浅海，几亩薄地，便是他一生的江山，我们姐弟六个，还有家里的一砖一瓦，一盆一瓢都是他的作品。

　　时光不紧不慢地走，父亲却渐渐跟不上脚步了。他老了，因年岁而坍，枯竭萧条。他手中的船桨与锄头早已束之高阁。闲下来的父亲，快乐总很短暂，落寞却格外漫长。坐在风中的他，眼神常常放空，像是在回望那些被风雨侵蚀的过往。身上或浓或淡的老斑，像岁月的书签，标记着他不再利索地大步直面艰难的年月。

　　如今，父亲的脆弱，总在不经意间暴露。前阵子他便秘了好几天，大姐带他去做肠镜检查。面对医生，他轻声说：“医生，您看仔细点，我孙儿还小，我可得没事呀！”这个与海抗衡了一辈子、从不服软的男人，声音里竟藏着一种深深的怕。大姐在一旁听着，心里阵阵发酸，想哭，却对父亲浅浅一笑。

　　还有一次，母亲夜里突发不适，头晕下不了床，还不停呕吐。父亲手足无措，为了不让我们担心，硬熬到第二天清晨才挨个打电话告知。电话那头的他，声音沙哑得厉害，显然一夜没睡，说着说着还忍不住哽咽，那个犟了一辈子的父亲，竟流露出从未有过的无助。

　　父亲的一生，满是劳碌与艰辛。小时候，父亲是我们的一片海；如今，我们却成了他的靠山。每次我们回家，是父亲最开心的时刻。我们围在父亲身边，听他东拉西扯地家长里短。渴了，看着他大口啃西瓜，心里无比踏实。小妹在父亲脸上拨弄挤摸，父亲便安然地在午后的阳光里打盹。不一会儿，厚实的鼾声便响起，我们相视而笑，整个世界都静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