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余佳琪

　　在三亚崖州，人们记得一个名字——郑绍材。他这辈子没干过什么惊天动地、足以载入全国史册的大事，但在崖州这片土地上，他的人生轨迹却像一把钥匙，能打开一扇理解清末民初海南地方社会的大门。他是崖州科举史上的最后一个举人。这个名头，听起来像是一曲辉煌的终章，但对他个人而言，更像是一道人生岔路口的鲜明标牌——前面是延续千年的、清晰却即将崩塌的士大夫老路；身后是汹涌而来的、陌生而又喧嚣的新时代浪潮。他就是在这样的夹缝里，用自己一生的步履，写下了一个传统书生如何应对变局、服务乡土的样本。他的故事不大，却足够真切，像崖州古城墙上的一块砖，仔细看，能看到一个时代的纹路。

　　文脉所钟 

　　从临高村走出的末代举人

　　郑绍材的人生，起点在宁远河西北岸的崖州五都临高村（今三亚市崖州区临高村）。这里河网交错，是保港片区进出的咽喉，自古就不算闭塞。他家老宅，是一座带点南洋风味的骑楼，当年挂的招牌叫“嘉祥铺”，是做买卖的地方。这很有意思。一个后来通过正统科举出身的人物，家族根基却扎在商贾往来之中。

　　郑绍材，字华千，号贞山，生于清朝光绪二年（1876年）。他走的是那时所有聪明孩子最经典的路：读书，考功名。他走得相当顺，年纪轻轻，就在州试拿了第一，府试拿了第二，轻轻松松成了秀才。

　　真正的爆发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庚子事变后朝廷补行恩科乡试。那一次考试，用今天的话说，是“地狱难度”，但25岁的郑绍材不仅考中了，而且成绩单相当亮眼：崖州第一名，海南第二名，广东第一百二十名。这份成绩，让他头顶多了一个空前绝后的头衔——崖州历史上最后一位正儿八经考出来的举人。他考举人时写的文章《规矩方圆之至也》居然留了下来。

　　今天我们看八股文，或许觉得刻板腐朽，但当时的主考官唐镜沅给的评语是“水流花放，一片神行”。意思是说，在严苛的格式枷锁下，他的文章写得自然流畅，道理讲得通透。这至少说明，在旧式教育的评价体系里，他是个顶尖的优等生。中举，意味着拿到了进入官场的入场券，他被选为崖州、万宁等五属的谘议局议员。

　　然而，历史的玩笑来了。1905年，清朝一道诏书，把运行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给废了。郑绍材和无数像他一样的举人，瞬间成了“旧时代的遗存”。为了谋个前程，他不得不北上京城，参加专门为这些“遗存”举办的“拣选”考试，捞到了一个“州判”的候选资格。可以想象他那时的心情，刚刚挤过独木桥，登上彼岸，却发现脚下的土地正在裂开。他是一只脚留在旧时代，另一只脚，不得不试探着迈向那个谁也看不清楚的未来。

　　临危受命

　　乱世中的崖州掌印人

　　进入民国时期，天下并没有立刻安定下来，尤其是海南这种偏远的地方。乱世，往往需要能稳住局面的人。郑绍材的学问、声望和务实能力，让他几次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他当过崖县议会议长、团练局长。而最能体现其分量的是在1916年和1918年，当时县里的知县、知事一看形势不好，竟两次“挟印潜逃”，扔下一个烂摊子。衙门空了印，地方就乱了套。这时候，大家伙儿一合计，公推郑绍材出来“权理县篆”，代理知县。这不是什么美差，而是个火坑。但他接了。时人评价他“无论是在官、在野，凡一切地方公益，见义勇为”。他主政后，干了一系列实事：革除积弊、恢复学田公款、购置公田、修缮族谱……桩桩件件，瞄准的都是地方治理的顽疾和老百姓的生计。最能体现他胆魄和想法的，是1918年他主持刻立的那块《崖县公署碑》。这块石头现在藏于三亚博物馆里，是一份充满火药味的官方告示。碑文开头就火力全开，痛骂“清署积弊，千孔万疮”，然后一条条列出从前那些房吏、粮役是怎么巧立名目搜刮民脂民膏的，“现耗费”“开征费”“承管费”……名目多达十几项。郑绍材联合地方乡绅，顶住压力，向上级据理力争，最终获得广东省财政厅批准，把这些“陋规”彻底废除。更绝的是，他把废除陋规后，政府到底该按什么标准收税，白纸黑字刻出来公之于众。从民丁税、黎丁税，到田赋、渔课、盐课，一共十一项，每项收多少钱，写得明明白白。他刻这块碑，就是想“垂之久远”，让改革成果不能轻易被后来的官推翻，让老百姓心里有本明白账，让贪吏无从下手。在那样一个混乱的年代，在一个偏远的海隅，他想用一块石头的力量，建立起一点透明的、持久的秩序。这份心思和勇气，比他的举人头衔更值得书写。

　　功泽桑梓

　　存续文化的火种

　　如果说理政是“立功”，那么郑绍材对崖州乃至海南最大的贡献，在于“立言”，在于为后世存续了文化的火种——刊印《崖州志》。早在光绪年间，知州钟元棣就主持重修了《崖州志》。但这本耗尽心血的地方史志巨著，却因为没钱，一直没能印刷出版，只能以手抄本的形式流传，随时可能散佚湮灭。民国三年（1914年），郑绍材和乡绅孟继渊等人谈起此事，痛心疾首，决定“幸具同心”，一定要把它印出来。最难的是钱。郑绍材自己带头捐，还到处“化缘”，“商诸大众”筹款。钱凑得差不多了，他做了一个更关键的决定：亲自带着珍贵的手抄本，远赴广州去安排铅印。在广州的几个月里，他干起了最枯燥也最关键的活儿——校勘。“版初出，其误点悉为校正”，他逐字逐句地校对排印出来的版样。1914年，一百套崭新的铅印本《崖州志》终于问世，并“分饷州人”。这套书，成了后来所有《崖州志》校勘、研究的祖本。郑绍材在跋文里欣慰地写道：“窃喜此书印刷既观厥成，流传自当永久。而后生考古，不致兴文献不足之嗟。”他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不是在印一本书，是在抢救一个地方的集体记忆。

　　1921年，郑绍材去世，年仅四十五岁。家族后人认为，他的早逝与多年“操劳过度”有关。为他撰写墓志铭的，是民国广东公立法政专门学校校长区大原。铭文里有两句评价很中肯，说他在议会里“固不肯为庸庸者”，一生“义务为重，权力为轻”。更将他比作崖州特产：“珠之产崖也，为南海之精。君之生于崖也，为多士之英。”乡人们私底下赠他一个谥号“文正”。这是中国士大夫身后所能获得的极高褒奖，虽非官方钦定，却代表了乡土社会至高的认可。他的墓志铭，后来被收入了《崖州古文百篇》。

　　郑绍材的一生，是典型的“乡贤”轨迹。他的舞台，从来就不大，始终在崖州这一方水土。他不是革命者，没有掀翻旧世界的蓝图；他也不是保守的遗老，死死抱住过去不放。他更像一个务实的修补匠和忠诚的守护者，当旧秩序崩塌时，他努力用自己所学、所能，去填补权力的真空，稳定社会，革除弊政；当文化记忆面临断裂时，他不惜心力，奔走呼号，为其续命。他的一生，就像他故乡宁远河水映出的鸿雁影子，是旧式士绅那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责任伦理，在新时代的艰难投射。

　　郑绍材（1876年~1921年），字华千，号贞山，崖州五都临高村人，清光绪庚子辛丑（1901年）恩并科举人，为崖州最后一位科举制举人。民国初年任崖县议会议长、代理知事，主政期间革除积弊、复办学款，推动了地方治理与教育发展。其毕生重要贡献在于组织刊印光绪《崖州志》，于1914年亲携善本赴广州铅印成书，使该地方志得以保存传世，被誉为“急公兴学”的典范。

　　（杨道 辑）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