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艳

　　近日，由鹏飞执导，蒋奇明、李雪琴和董宝石等人领衔主演的轻喜剧《飞行家》在各大影院热映。影片虽改编自双雪涛的同名短篇小说，但不论是故事的核心情节，还是角色的基本底色，两者都相去甚远。正如双雪涛本人在对谈中所说，从小说到电影，主角李明奇要完成一次从“失败者”到“普通人”的转换。换句话说，影片《飞行家》并不歌颂理想主义，而是以家庭伦理重塑叙事内驱力，充满温情地描绘普通人生活中与理想的那种忽近忽远的关系。

　　家庭伦理重塑叙事内驱力

　　小说《飞行家》具有显著的意识流特征，戏剧冲突相对薄弱。影片《飞行家》不但增强了娱乐性与商业性，而且确立了温暖光明的基调。如果说，小说将李明奇放置在文学中的失败者体系，是对历史与现实的叛逃，是一种文学化的隐喻表达，那么电影中的李明奇则得到了另一种充满温情的诠释。文学中的失败者，往往因其一无所有而显得锋利无比，他们的故事表现了对现实的批判与反思；而电影中的普通人，则因其满身牵挂而显得伟大，他们的选择与牺牲，是对家庭或某个共同体的深情告白。

　　在影片中，理想的光芒并未如传统叙事中那般耀眼夺目，特别是到了后半部分，家庭伦理成为叙事的主要内驱力。李明奇放弃飞行是为了兑现对老丈人的承诺，重新制定飞行计划是为了给侄子凑高额手术费。他不是偏执的逐梦者，“飞行梦”只是以一种看似浪漫而荒诞的方式得以实现。在这个过程中，影片没有高度聚焦个体，而是以细腻的情感笔触展现了一群普通人在时代洪流中不屈的坚韧与乐观，他们所珍视的亲情、爱情与友情交织成脉脉温情，在岁月里静静流淌。

　　规训与支撑，两种看似矛盾的力量，在家庭关系中交织，共同塑造了李明奇这一角色的复杂性与真实性。影片通过对个人英雄叙事的通俗化改造，巧妙地将李明奇个人的追求、家庭的担当以及价值观的实现融合在最后一“跳”。在演员蒋奇明细腻动人的精湛演技加持下，影片不仅完成了对东北情结的一次深情回望，更实现了对时代巨变下普通人生活状态的一次深刻剖析。

　　地域性轻喜剧的打造

　　影片巧妙地运用了地域性轻喜剧的手法，让沉重的主题在轻松诙谐的氛围中得以呈现，既缓解了观众的紧张情绪，又加深了对人物命运的理解与共鸣。这种处理方式，不仅体现了创作者对东北文化的深刻洞察，也展现了他们在艺术表达上的独特匠心。

　　影片的地域性首先体现在对东北空间与文化的精准捕捉。故事背景设定在经历转型阵痛的东北老工业区，锈色的厂房、局促的居民楼、方言对白中的尾音拖腔等细节，共同构建起一个充满烟火气的东北小城。这种地域性并非浮于表面的符号堆砌，而是将个体的梦想与土地的命运紧密相连，让喜剧笑点始终带有黑土地特有的温度与粗粝感。

　　影片的“轻”体现在其独特的喜剧风格上。它不同于《夏洛特烦恼》等东北爆笑喜剧，也区别于《钢的琴》这样深潜现实痛感的工业喜剧，而是用轻盈的笔触描摹沉重现实。其幽默不依赖于强情节的爽感堆砌，而是源自人物性格与生活细节：例如李明奇初见老丈人时不谈婚事只论飞行，用方言幽默化解尴尬；飞行失败后亲友围着零件调侃“再飞能上月球”，笑声中藏着人物对生活重压的释然。这种喜剧手法克制而温润，让影片在呈现下岗潮等沉重主题时，仍能保持整体叙事的轻盈与温暖。

　　换言之，《飞行家》用轻喜剧的外衣包裹了悲剧的内核，却未显沉重。影片用浪漫与荒诞结合的手法描绘现实与理想，既是对现实的调侃，也是对理想的坚持。影片通过这种叙事手法讲述普通人“仰望星空”的故事，将东北人特有的乐观与坚韧展现得淋漓尽致，让观众在笑声中体会到生活的真实与复杂。此外，这种对普通个体梦想与现实生活关系的深刻审视，也让这部地域轻喜剧超越了单纯的娱乐，拥有了叩击心灵的力量。

　　“新东北文学”的改编热潮

　　近十年来，以双雪涛、班宇、郑执等作家为代表的“新东北文学”先是在文学界收获广泛关注，随后迎来了影视化改编的热潮。自2020年以来，由“新东北作家群”参与创作或改编自其小说的影视作品已有十多部，更是出现了《漫长的季节》和《平原上的摩西》等爆款作品。

　　总体来说，近年来出现的东北题材影视作品最常见的叙事类型有两种，一是涵盖多种题材的低成本喜剧，二是与东北现实环境紧密关联的犯罪悬疑剧。但不管是喜剧片还是悬疑片，在内容上大多集中反映了东北人的生活现状，以“子一代”的视角重新书写东北往事，甚至迸发出超越地域与时代的感染力。更为关键的是，“新东北电影”通过对“新东北文学”富矿的不断挖掘，在电影工业化大背景下形成了独特的叙事范式和美学特征，不断探寻发展新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