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杨道

　　马或许是最早写进中国文学的动物之一。作为六畜之首，马与人类的关系自然十分密切，尤其在古代，机械动力尚未出现，无论日常生活、政治、军事，还是经济方面，马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故而，自先秦起，典籍中就对马有着诸多记载。在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关于马的记载丰富生动。它以马比兴、托物言志。作为君子和英雄的象征，马在《诗经》里完成了身份上的认证。千百年来，自《诗经》脱胎成形的龙马精神，推动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和时代发展。某种意义上，文学作品里的马，就是中华民族在历史卷页中的图腾：昂扬的头颅，意气风发的精神风貌，诗词歌赋凝结的中华民族的精神与风骨。

　　之子于归，言秣其马

　　据统计，在《诗经》中，提到马的有120余次，共有48篇在内容上涉及马，其中《风》有17篇，《雅》有26篇，《颂》有5篇。单是诗歌，出现马的名称就有28种。更令人惊异的是，《诗经》还从毛色、体态、性别等方面对马进行了分类：根据毛色，马分为骊、骐、骆、鱼、白颠等；依体态大小，以驹、騋等称之；至于性别，主要来自古代先民对马的细致观察，可分为牡、牝等。

　　《诗经》中的马，象征意味浓厚，它们徜徉于人类的农耕与婚嫁中，从人类情感的最原始状态开始。在《周南·汉广》中，诗句“翘翘错薪，言刈其楚。之子于归，言秣其马。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出现了三次，诗人反复吟咏，开创了以马为媒的文学传统。以良草喂马是当时婚嫁前的准备，从侧面表达了对婚礼的期待，同时向新人送出了祝福。这是一段充满画面感的诗句。在先秦婚俗中，“秣马”是实际准备，也是郑重的承诺——良马既代表迎娶的诚意，也象征着婚后生活的物质保障。诗中的“汉之广矣，不可泳思”与“言秣其马”之间，是言语上的叹息与实际行动的相互映衬，两者形成既定的张力，彰显了古人情感表达的含蓄深沉。某种意义上，此处的马，承载的是人类私人化的情感——婚恋与礼仪。这其实是一种双重的象征，完全贴合了马意象的基本维度——柔情与雄健并存，在后世文学中，它成了日常生活与宏大叙事的双重象征。

　　白马饰金羁

　　连翩西北驰

　　从进入《诗经》开始，马就在中国几千年的文学长卷中驰骋奔腾。在《小雅·白驹》《周颂·有客》两首诗中，白马被比喻为有德有贤的君子。诗篇借赞白马的潇洒自在，表达对人才的欣赏爱惜，可谓求贤若渴。这也开了后世文学作品中以马喻贤才的先河。而承袭此种意象的，不得不提由西汉刘向编订的国别体史书《战国策》。该书主要记述了战国时期的纵横家（游说之士）的政治主张和策略，展示了战国时代的历史特点和社会风貌，是研究战国历史的重要典籍。其中“燕昭王求士”的典故，讲述的是燕昭王即位后，燕国大臣、贤者、纵横家代表人物郭隗（约前351年—前297年）给他讲了千里马的故事，燕昭王深受启发，于是广招贤士并虚心求教，在乐毅、邹衍、剧辛等贤能的辅助下，实现了复国雪耻的理想。此后，中国历史上便有了以“千里马”喻人才的传统。而自《诗经》起，中国的有识之士亦以马象征的英雄精神激励自己。

　　与此同时，诗的国度开始为马注入了浪漫的灵魂。在汉武帝刘彻留下来的不多的诗中，就有两首《天马歌》。两汉之后，骏马更是成了文人自况的指代，诗人们纷纷以马装点自己的抱负和雄心。譬如三国时期曹魏文学家曹植的前期诗歌代表作《白马篇》：“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借问谁家子？幽并游侠儿……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这首诗是曹植青年时期的作品，以曲折动人的情节描写边塞游侠儿捐躯赴难、奋不顾身的英勇行为，塑造了边疆地区一位武艺高超、渴望为国立功甚至不惜牺牲生命的游侠少年形象，表达了诗人建功立业的强烈愿望。那时的曹植20岁左右，还没遭遇过挫折，意气风发，因而诗中句句铿锵。这不仅是游侠儿的写照，更是曹植本人政治理想与人生抱负的集中体现。他以马喻人，以马的神骏烘托人的英勇。年轻的曹植，诗风已如此雄健豪放，充满了青春的热血与浪漫的激情。此时，“马”与“建安风骨”，得到了完全的融合。

　　曹植的《白马篇》开创了“白马游侠”的经典意象。后世边塞诗、游侠诗中关于马的意象，皆由此溯源。唐代是咏马诗的黄金时代。鬼才李贺的《马诗》一口气写了23首，抒发胸中块垒，其中第五首尤为著名：“大漠沙如雪，燕山月似钩。何当金络脑，快走踏清秋。”“何当”二字透出诗人的无限渴望——良马期盼戴上金络头，在清秋时节纵横驰骋。诗中句句以马喻人，形成沉郁顿挫的独特诗风。

　　写马于大诗人李白而言，似乎毫不费力，无论是《天马歌》《将进酒》还是《白马篇》，他笔下的马都充满盛唐气象：“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将进酒》中的五花马一出，写尽了李白的侠气。更值得一提的是，李白也有一首《白马篇》：“龙马花雪毛，金鞍五陵豪。秋霜切玉剑，落日明珠袍。”李白的马是“龙马”，自带神话色彩；其主人是“五陵豪”，代表长安少年游侠。秋霜、珠袍，以及花雪毛色的骏马，这是怎样华丽炫目的画面！这种夸张浪漫的笔法，唯有李白——马在他的诗里并非现实牲畜，而是自由精神与生命活力的图腾。“龙马”一说源自《周礼·夏官》中的“马八尺以上为龙”，李白将此传说形象引入诗中，骏马与神龙，以及马背上的豪情，凸显了唐代的开放进取。与此同时，我们的另一位大诗人杜甫，写下了“胡马大宛名，锋棱瘦骨成”（《房兵曹胡马诗》），这是唐代审美中“骨气”的写照。

　　懔乎若朽索之驭六马

　　在文学的广袤疆域上，文人士子们一直在策“马”奔腾。在诗词歌赋之外，诸子百家另辟蹊径，以马作为哲学思辨的载体，进入中国古老的政治智慧。譬如《墨子·小取》篇中的名辩：

　　“一马，马也；二马，马也。马四足者，一马而四足也，非两马而四足也。一马，马也。马或白者，二马而或白也，非一马而或白。此乃一是而一非者也。”这段看似绕口的论述，实则探讨了逻辑学中“类”与“个体”的关系。墨子以超乎寻常的智慧，通过关于马的极为形象的案例，阐述了“全体具有某属性”与“部分具有某属性”的差异，展现了先秦名辩之学的高度抽象能力。马在这里成为思维训练的媒介，体现了古人从具体事物中抽绎普遍规律的智慧。

　　而《尚书·五子之歌》中对马意象的引用更是令人惊喜：“予临兆民，懔乎若朽索之驭六马。为人上者，奈何不敬？”“朽索驭六马”意指用腐烂的绳索驾驭奔驰的马，形容倾覆的危险十分严重，多含戒惧之意。这个典故被后世反复引用，成为“居安思危”的经典表达。唐代魏徵谏太宗时就曾化用此喻：“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奔车朽索，其可忽乎！”事实上，在《春秋正义》《读四书丛说》等典籍中，对马意象的记载十分细致，彰显了文明发展的精微。而纵览千百年来诸多典籍中的马，无论是《诗经》中的“言秣其马”、曹植《白马篇》中的“连翩西北驰”，还是《尚书·五子之歌》中的“朽索驭六马”，都折射出了中华文明的多重面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