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也不过是寻常午饭时的一句闲话。不知是谁起了头，说起家里孩子开学，老师布置了要包书皮。这一下，仿佛在平静的池塘里投下一颗石子，波纹便一圈一圈地荡开了。邻座的老郭立刻皱起眉头，筷子在空中比划着，抱怨现在电商平台上的书皮五花八门，什么磨砂的、透明的、带卡通图案的，尺寸还分得极细，十六开、三十二开，光是数学就有练习册、口算本，大小全不一样。他前年买了一堆，没用完，今年孩子升了一级，课本尺寸又变了，只能压在柜子底，成了累赘。对面年轻的小孙也跟着点头，说她都是用手机下单，图个省事。

　　我听着他们的话，嘴里慢慢嚼着一粒米饭。我的心思，早已顺着那“书皮”两个字，悠悠地飘出去，飘过几十年的光阴，一直飘回我小时候住过的那条老巷子里去。

　　那时候，没有“买”书皮这一说。每年的两个学期开头，最令人兴奋的，除了崭新的课本，便是包书皮这件事了。这几乎是开学前一项隆重的、必不可少的仪式。

　　离学校不远，有一家小小的文化用品店，但书皮是没得卖的。我们的材料，都来自家里。最常见的是报纸。那时的报纸，有一种独特的油墨香，黑白的字印在有些发脆的纸上，正反面都是密密麻麻的方块字。报纸毕竟软了些，用不了几天，边角就卷起来，毛茸茸的。再好些的，是牛皮纸。那纸是土黄色的，厚实，坚韧，像老农的手掌。用它包的书，方方正正，棱角分明，结实耐穿，一个学期下来，拆开来看，课本的封面还是崭新如初。我因为父亲在水泥厂上班的原因，这类纸我还比较多。而最令人艳羡的，是能用上旧挂历纸的人家。那时候的挂历，可是个稀罕物。每一页都是一幅精美的图画，要么是山水，要么是花卉，要么是电影明星的大头照。用挂历纸包书，是需要精打细算的。要选画面最好看、最完整的那一面朝外。新学期伊始，班级里便成了一个无声的画廊。有人书上印着色彩丰富的花草，有人书上是一位巧笑倩兮的女明星，若谁的书皮恰好是一幅山水，便仿佛这书里也藏着些诗情画意了。我那时，总盼着家里能有一本用过的挂历，可惜父母单位不发这个，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别人的书，心里羡慕得很。

　　有了“皮”，还得有“浆糊”。这也是自家做的。我记得清楚，母亲会拿一个小搪瓷缸，舀两勺白面，兑上凉水，用筷子搅成稀稀的糊糊，不见一点疙瘩，一边烤一边用筷子飞快地搅拌，那白色的面糊瞬间就变得透明、黏稠起来，成了半凝固的膏状。一股粮食特有的香气，便弥漫在厨房里。这便是最天然、最纯粹的浆糊了。

　　接下来，便是动手的时刻。晚饭后，擦干净饭桌，把课本、纸、剪刀、浆糊一一摆好。父亲或母亲会坐在一旁，手把手地教。先将那张大纸平铺在桌上，课本放在正中间，用手指压着，量出上下左右的边距。然后，用剪刀在纸的上下两端各剪开一道口子，这口子要剪得恰到好处，深了，包起来会露出书角；浅了，那多出来的纸又折不进去。接着，便是一折一折地压平。先将书脊处的上下两片纸折进封面和封底，再将两侧宽出来的部分折回去，形成两个规整的三角。最后，用手指蘸一点凉凉的、滑滑的浆糊，均匀地抹在折角的边缘，轻轻按牢。若有买来的书签，便也一并粘在书脊的上端，露出一根彩色的丝线来。

　　后来呢？浆糊没人做了，嫌麻烦。挂历也早不知去了哪里。商店里开始出现一种现成的、透明的塑料书皮，只要套上去就行。一开始还觉得新奇，真是方便啊。渐渐地，款式越来越多，带花边的，带香味的，防水的，甚至还有带玩具的。可不知为什么，书皮这件事，却越来越像一件纯粹的、不带任何感情的劳动了。我们不再需要计算尺寸，不再需要折角，甚至不再需要拿起剪刀。手指尖，再也触碰不到纸张的温度和浆糊的滑腻。那种在昏黄灯光下，与家人一起，安安静静完成一件事情的乐趣，也随之消失了。

　　食堂里的谈话还在继续，有人掏出手机，打开购物软件，试图向老郭推荐一款“万能通用”的书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