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晓剑

　　对于生活在川西的人来说，张献忠是说之不尽的话题。关于江口沉银的版本，更是有着神奇的故事。“石牛对石鼓，银子万万五。有人识得破，买尽成都府。”这个巴蜀地区流传300年的民谣，让张献忠的宝藏变得扑朔迷离。2016年4月，国家文物局正式批准对张献忠沉银地点彭山的江口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截至2023年4月，江口沉银遗址共出水文物7.6万余件/套，开创了四川考古新纪录。“江口沉银”随后成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江口沉银博物馆坐落于岷江与府河交汇的三角洲上，紧邻沉银遗址。博物馆共占地60亩，有三个常规展厅和一个临展厅。现在的展览包括一展厅“水落银出”、二展厅“沉银解谜”、三展厅“白银故事”，以及临展“明清外销瓷”，有机地呈现出了江口沉银的内容。

　　博物馆于2026年4月份正式对外开放，自开放以来就吸引着众多的游客打卡，探索大西政权的奥秘。

　　江口沉银博物馆是以金银器收藏为主的博物馆，其建筑本体参考古代钱币，采取外圆内方的设计，体现出天圆地方的传统理念的建筑风格。

　　走进博物馆，面对琳琅满目的文物，感受到的是晚明时期的蜀地风物史，更是张献忠的人生缩影。

　　绝世“金印”

　　制作技艺十分高超

　　走进博物馆，看到琳琅满目的藏品，就知道张献忠当年仓皇出逃时，面临着怎样严峻的社会现实，得到的许多珍宝一时无法带走，只好采用沉入水中的方式保存下来，以图东山再起时再来取用。

　　在成都的望江楼公园，民国年间就有淘金公司进行挖掘，期望寻回张献忠遗留的这批宝藏，最终以失败告终。但在彭山的江口镇，却发现了更多宝藏的蛛丝马迹，最终发掘出大量的文物。而最让人惊奇的则是一枚虎钮“永昌大元帅印”，作为镇馆之宝、国家一级文物陈列在博物馆，观看这枚“金印”后，人们不得不叹服，明代的金银器制作已然有着十分高超的技艺。

　　这枚“金印”总重3195克，印面阳文九叠篆“永昌大元帅印”，背刻“癸未年仲冬吉日造”，虎钮踞伏。

　　1643年张献忠攻克武昌，自称“大西王”，正准备入川建立大西政权，彼时就为了仿制明代武将的金印而制作这枚颇具时代特色的金印。这是大西政权的历史见证，同时也是确认江口沉银遗址身份的核心证据。

　　这枚金印的再现，让我们对张献忠的人生多了些认知。他极力想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大西政权在世间获得更广泛的认同，然而，历史留给他的时间是不多的。金印见证历史的时刻，亮丽而又短暂。

　　“大西金册”

　　窥见明朝册封制度

　　在“江口沉银”未大面积挖掘之前，大西政权留下的文物不多，因此讲述这段历史时多有语焉不详之处，至于民间文学的解读，就更加丰富。但在江口遗址出水了大西政权金册之后，人们对此段历史有了新认识。

　　这些金册是大西政权册封嫔妃、官员时使用的，填补了典章制度空白。

　　张献忠于1644年在成都建立农民军政权，1646年死于西充凤凰山，大西政权覆灭。那么，这个短暂的政权是如何运作的？从留下的金册可以看出些许端倪。

　　大西政权采用的依旧是明朝的册封制，但又与明制有所差异。专家研究后认为，“大西金册”形制直接继承自明朝，但其材质、尺寸及内容均与明代册封妃嫔封册有一定差别。史料记载，张献忠有九位妃嫔，但从这些金册体现的数量看远超此数，而对妃嫔的册封，不仅是对其身份的确认，也是大西政权的重要管理制度之一。

　　博物馆展出的女性金银饰品数量也很可观，制作精美。这些金银饰品有的可能是妃嫔留下的，也有可能是抢掠而来的。不管怎样，这都让人看到它们的过往，是等待人们解读的秘密。

　　这些金册集中出现在江口沉银遗址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大西政权撤离成都时，可能将这些金册收存起来以充军资。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张献忠撤离成都时的匆忙与慌乱。

　　“蜀世子宝”金印

　　全国只此一枚

　　在这座充满金银风格的博物馆里，还展出了另一件独特的文物——“蜀世子宝”金印。此金印为方形印台、龟钮，印面铸九叠篆阳文“蜀世子宝”四字。这个金印现为国内唯一明代世子金宝，重约16斤；出水时碎成5块，耗时半个月才找齐。史学专家们认为，江口沉银的背景是张献忠与南明将领杨展在江口的一场惨烈战斗。

　　1646年，大西政权可谓“内外交困”：清军肃亲王豪格入川，南明将领杨展据嘉定府（今乐山）渐成气候，当时成都粮荒严重，张献忠听闻杨展兵势强盛，心生惧怕，决定率大军携财宝顺岷江南下，意图先与杨展决战，占据嘉定或转战湖广。

　　然而，江口却成为他命运的转折点。在这场战斗中，张献忠失利，抢来的金银珠宝就此留下，留下了时代的印痕，并给人们解读这段历史提供了新依据。

　　“蜀世子宝”金印在挖掘时虽然已成为碎片，还是被专家们拼接在了一起，还原了文物的面貌。明代蜀藩王自朱椿开始，使用的就是这枚“金印”，传承至末代蜀王，历经254年、14位蜀王。

　　由这代代相传的金印，可看出明代蜀地藩王传承有序。

　　此外，江口沉银博物馆还收藏了大量张献忠从明代藩王府掠得的册封金册银册，明代皇帝册封亲王、世子、王妃用的金册，以及册封郡王及嫔妃用的银册。这些册封文物，同样是蜀地历史的见证。

　　巨量金银锭

　　锁定张献忠活动范围

　　在博物馆参观时，游客都会留意到展出的金银锭数量众多，看上去很有阵势。它们均为五十两金锭、银锭，但来源不一，品质也略有差异，典型如“长沙府天启元年伍拾两金锭”（明代藩王岁供金）、大西政权自铸“大顺元年眉州大粮银五十两银锭”。从这些金银锭铭文的记载来看，共涉及明代二十余府州县及税种、银匠名，证实金银锭来源是明代各地官仓府库。

　　同时，从这些金银锭的信息，可以看出大西政权的活动范围包括陕西、河南、安徽、湖南、湖北、江西、四川等地。大西军队每到一处首先是劫掠官府的库房，这也暴露出张献忠建立的大西政权的本质并不是来一场真正的“革命”，他们转战各地，抢掠金银财宝，搜刮民脂民膏，以此丰富军资，得以在中华大地上奔走，带来的却是一场浩劫。这种种做法对老百姓而言，无疑是一场灾难，对地方社会的稳定性带来了极大的破坏。因此，大西政权的昙花一现也就不难理解了。

　　江口沉银博物馆里收藏的不只是这些宝藏，还有一些文物同样记载着那段历史。仔细观赏这些文物，你会发现，它们呈现出来的历史与空间，构成了大西政权的活动空间，也是解读其历史的直接证据。

　　历史背景 

　　江口之战

　　明末清初，农民起义军首领张献忠的大西军与南明军队在四川彭山江口展开决战，战役发生于清代顺治三年（1646年），也有文献记载称发生在顺治元年（1644年）。南明参将杨展通过火攻战术大败张献忠，导致大西军战船焚毁、伤亡惨重，大量金银沉入岷江。此战被考古证实为四川古代规模最大的水战。【陈耿 辑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