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白金杰

　　清初定安知县王昌嗣因重刊《宋苏文忠公居儋录》（以下简称《居儋录》）广为人知。然其家世、生平与政绩，大多湮没于史志中。

　　翻阅康熙《宁晋县志》、康熙《定安县志》等史料，可知王昌嗣是明代南京兵部右侍郎王诏的六世孙。他不远千里渡海来到海南，在定安任职数年。除重刊《居儋录》外，他在任期间还修城池、兴学堂、平定兵乱，政绩卓著，归乡时“惟图书数卷而已”，清廉之风令人称道。

　　簪缨世家 科名绵延

　　王昌嗣（1627—1674），字百子，直隶宁晋（今河北邢台宁晋）人，出身科举世家，家风清正。王氏科名之盛，可上溯至明天顺年间。六世祖王诏，天顺八年（1464年）进士，历任湖广右布政使、贵州左布政使、云南巡抚，官至南京兵部右侍郎。曾祖王克慎，恩贡出身，曾任陕西安定县令。叔祖王之栋为家族翘楚，万历十一年（1583年）以顺天乡试第二名的成绩参加会试考中进士，擢福建道监察御史，以直言敢谏著称，明熹宗敕建“清忠耀华”坊，以表彰其清廉忠正。

　　同乡举人靳秉琬撰《定安令王百子传》：“王邑巨姓，簪缨如续”，形容王昌嗣“英特洒落，读书不为章句拘羁，家徒四壁立，匡居萧寺。当攻苦之余间，招二三知己，长啸狂歌，管弦杂奏。有俯视一切之概”。

　　王昌嗣自幼勤勉好学，二十八岁考中举人，次年会试考中进士。《顺治十二年（1655年）会试题名录》记录了王昌嗣的家世与履历：“王昌嗣，贯直隶真定府宁晋县民籍，县学增广生。治《易经》，字百子，行一，年二十九（虚岁）。”从天顺甲申（1464年）到顺治乙未（1655年），王氏科名绵延近两百年不绝，堪称名副其实的科举世家。

　　治理定安 勤政安民

　　顺治十四年（1657年），王昌嗣授官广东琼州府定安知县，次年四月渡海赴任。定安远在海南岛上，距京师千里之遥，当时兵燹之后田地荒芜、百姓逃散。王昌嗣到任后，“苦心调剂，翕张随宜”“招流亡、辟荒芜，民赖以全活”。定安原额赋税万余两，他实地勘察后认为仅能交四千两，不惮其烦向上申请减免，使百姓渐复旧业。宣统《定安县志》评价其“有治才，修学、修城、修县治、祠庙，各有记”，概括其主要政绩。

　　两年后的顺治十六年（1659年），王昌嗣重修年久失修的县衙。当时的县衙“门墙风颓雨蚀，年深积朽，椽瓦不掩，仰面瞻天”。库无余钱，俸禄难发，他从差旅费中省出五十八金（注：清代方志、文人笔记里的“金”通常指白银，一金等于一两银。黄金则通常标注为“赤金”“黄金”）购买木石，余工再从俸禄支取，将堂廨、戒石坊、仓储库帑、迎宾馆一并修治，又于堂旁隙地构筑“四雅轩”“雨蕉斋”，使其“有竹有石，植树花木”，成为办公之余的“补过、燕集、课艺、鸣琴之所”。

　　顺治十八年（1661年），王昌嗣主持重修儒学。《重修定安县儒学碑记》记载：“定邑先师庙旧修于万历之庚子，历岁久，复因兵燹，倾毁几尽，惟寝殿数椽淋漓风雨，残砖断瓦，蔓棘盈庭。”后因“急于修城”暂缓，至次年春祭，“见诸生登堂抠衣蹑履，无立足处，即余求阶前盈尺拜地而不可得”，遂毅然兴工。然而，诸生仅筹七十金，余皆由王昌嗣“捐俸以助之”，历时八月落成。

　　两年后的康熙二年（1663年），王昌嗣又兴建大成殿、戟门，修复金莲庵、二帝阁等祠庙。《琼州府志》记载：“二帝阁在北门城楼上，明邑人建，祀北帝、关帝。国朝康熙二年，知县王昌嗣率邑绅莫灿锦等重修，有记。”王昌嗣在《北楼二帝阁记》中写道：“定邑北楼，邑之大名胜也。俯临建江，坐镇忠州，嶐嶐百雉”，又自述：“届五年而荒辟，而民聚，而城修，而文庙修。凡邑中之庙、之庵，皆修焉。”凡邑中庙宇祠庵，几乎都留下其修缮的痕迹。

　　赓续文脉 泽被海南

　　王昌嗣不仅是一位能吏，更是一位有情怀的读书人。他对苏东坡的景仰由来已久，少年时曾与同乡、好友谈及苏东坡谪居海外逸事：“庵桄榔，戴笠访黎子云，号春梦婆诸事，以为笑谈”。王昌嗣还曾戏言：“余安能如鲲鹏之一瞬万里，越海至儋耳，询桄榔庵、载酒堂尚在乎否耶？”没想到十年后，他就被派到定安任职，距离儋州不过三百里。

　　顺治十八年（1661年），王昌嗣奉命代理儋州，于当年中秋前十日抵达。拜谒东坡祠后，王昌嗣发现桄榔庵已“成丘墟”，载酒堂残破不堪，匾额都没了。他“拜而彷徨良久，叹其旷世之才、耿介之性、冰玉之节”，感慨东坡“当季竟不为世所容。妒之不已，又妒之再三，必远摈诸天末瘴疠之地焉”，遂修补遗迹，题“载酒堂”匾，撰联“忆昔登堂悲宋事，至今载酒论苏文”，赋诗“海内河山海外崧，乾坤惹大古今同。当季载酒人所处，堂上风来月满空”，重序《居儋录》，并付梓刊行。

　　《居儋录》详细记载东坡居儋期间的疏章诗赋及一言一行，是研究苏轼海南岁月的重要文献。王昌嗣推重此书，使明修《居儋录》不致湮没，功不可没。序末以振聋发聩之问作结：“死耶？生耶？生犹死耶！死瑜生耶！问当季之妒之者，而今安在哉？”东坡肉身虽逝，文章节义不朽；当年妒贤之人，早已化为尘土。

　　此外，王昌嗣还为丘濬的《琼台会稿》作序。他初授定安时，便暗喜可以“借以沐先生遗教”，到任后发现距丘濬故里“仅一衣带水耳”，便拜访丘濬故里、丘濬庙，搜集丘濬的文章。在官署中，王昌嗣曾披览丘濬文集，“每每放声拍案”，对丘濬之学推崇备至，称丘文“在文字也，而又若不专泥文字，非声响也，而又若不离声响”。王昌嗣的序文作于顺治十八年（1661年）孟夏，与重修儒学、代理儋州在同一年，可见这一年是他文教活动最集中的时期。

　　王昌嗣为《居儋录》与《琼台会稿》作序，其目的是保护东坡遗泽、弘扬文庄学术。东坡与文庄，一为北宋文豪，一为明代通儒，皆为海南文化史上璀璨的星辰。王昌嗣以北方世家子弟的身份，在千里之外的海南岛上先后为这两位先贤作序，为守护海南文化遗产倾注心血。

　　康熙二年（1663年），王昌嗣去职还乡，随身仅携“图书数卷而已”。后来，朝廷恢复他的官阶，还额外擢升两级，等候另行补缺任用。可惜他骤然离世，终年四十八岁（虚岁）。靳秉琬叹道：“使天假之年，其树立何可量也。”

　　（作者系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海南省典籍整理与研究基地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