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一冰

　　8月28日，黄浦江畔的上海，鲁迅先生生活过的城市。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夜在这里举办。

　　一位作家在一座城市居住过，总会留下许多痕迹，就像微风走过街道，看似没有改变什么，但这里留下了他（她）的气息。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的格调和气质，在楼宇之间，在树影之间，在万家灯火的星空之间。地理不同，风物不同，时代的操练不同，历史的记忆不同，城市的气韵也不尽相同。于作家而言，城市的颜色、形状乃至气息，都被他们小心翼翼地编码，隐藏在文学的字里行间。城市（或曰地理）之于作家，相互交缠，例如上海之于鲁迅，不仅是一串供生命个体活动的经纬坐标，更是发生在生命和心灵层面的能量缠绕。

　　欧美现当代文学理论家艾布拉姆斯认为，文学写作是宇宙、作家、文本、读者之间的关系，所谓“宇宙”近乎“天道”，“作者”“读者”属于“人伦”。孟子讲“天时地利人和”，艾布拉姆斯的观念中唯独缺少了“地利”。“地利”不是便利，而是城市、地理，乃至自然所能给予作家的厚重与滋养。

　　城市

　　是文学书写的对象

　　城市作为地理空间的一种代表，为栖身其间的作家提供生存的供给。箪食瓢饮终需席榻茅屋。日常生活的场景中，会涌现出无数其他的生命，他们走过与作家相同的地理空间，汇聚为一座城市的命运和故事。于是，以城市为代表的地理空间，便成为文学书写的对象。

　　萧红逃离黑龙江后，开始了作为作家的传奇人生。东北的严寒，覆盖着萧红早年生活的不如意，但是命运并没有因为远走他乡而给予她特别的眷顾。从东北到上海，鲁迅对萧红的小说创作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可惜，天不假年，天才少女生逢乱世，被困在香港，目睹了男人的薄情、时代的动荡，在三十一岁的年纪便满怀恨意地撒手人寰。“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这是她留给人间最后的绝望。在萧红的创作中，最为人称颂的，首推《呼兰河传》。黑龙江小城呼兰，是萧红童年和少年成长的故土。以一座小城为“传主”，记述这片土地上人的生老病死。呼兰是文学书写的内容，是“张迺莹”（萧红本名）记忆中的乡土，也寄托着作家“萧红”对不公正命运的诗意对抗。

　　与萧红异曲同工的还有沈从文，一个从湘西走出来的“乡下人”。不同于“五四”作家普遍闪亮的教育背景，这个只有小学文凭、沉默讷言的男人，怀揣着对文学的执着理想，只身闯荡文坛，在徐志摩等人的赏识和提携之下崭露头角。沈从文的小说永远只有一位主角，名字叫作“湘西”。那是不同于中原城池的“边城”，青翠的吊脚楼、奔涌到远方以外的绵延的大河，以及一个又一个温柔的女子和痴情的汉子。湘西古城孕育了沈从文关于“美”的全部灵感。那是一支唱在记忆中遥远的情歌，支撑着他寻找人性深处的精神净土。

　　城市，还可能溯回时光，是杜甫安措草堂的锦官城，是李白梦想乘鹤升仙的金陵，是苏轼文化垦荒的儋州，是白居易深秋送客的江州，是被无数文人反复歌咏的杭州、苏州、长安、洛阳。城市的书写，可以是现实的怅惘，是精神的故园。

　　乡愁

　　是文学建构的精神家园

　　在现实以外，作家还通过精神乡土的建构，找寻文学的家园，或者说塑造用以心灵朝圣的净土。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当代作家热衷于在作品中虚构超越现实地理意义的精神故土。

　　受到美国作家福克纳小说中始终存在的“约克纳帕塔法”县的启发，莫言在他的小说中持续虚构着文学地域“高密东北乡”。与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马尔克斯的“马孔多”一样，莫言的“高密东北乡”也是地图上并不存在的名字。这里融合了历史和现代，既有神秘幽远的历史过往，又有光怪陆离的现代生活图景。无论是一望无际的火红高粱地，还是质朴中带有野趣的“猫腔”，抑或这里的酒，这里的泥土，这里生生不息的民众，都将最原始的生命欲望和力量根植在莫言所要表达的浓烈感觉之中。

　　作家苏童并不善于描绘北方，他的笔致沉溺于富有江南气息的“城北地带”和“枫杨树故乡”。苏童在“城乡二元”的文学地理中虚构了两个坐标，一个代表了城镇，一个遥想着乡土。然而，游走其间的人仿佛永远是稚气未脱的少年。油腻的河水、溽热的梅雨，叛逆的少年生活，弥漫出唯美而冷酷的画面感。

　　汪曾祺的高邮、邓友梅的天津卫、邓刚的大海、史铁生的清平湾、贾平凹的商州，王安忆冷静体察上海，叶兆言不写祖父叶圣陶的苏州而为南京立传，他们书写的地理空间往往带有生活的痕迹，但又不完全复刻现实。历史、传说、真实、虚幻，作家将朦胧缥缈的乡愁，灌注在文学虚构之中，退缩在精心编织的精神家园之中，暂时安顿漂泊不安的热爱幻想的心灵。

　　地域

　　是滋养文化底气的园田

　　地理之于文学不仅仅是书写的内容和守候的乡愁，更是文化的底气。“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周易》中如是说。

　　鲁迅最后的十年属于上海。离开北京后，《呐喊》《彷徨》中的“鲁镇”便在鲁迅的小说中消失了。相隔两千余里、踊跃着铁的兽脊一样的山峦的“鲁镇”，只存在于阔别二十余年的沉郁心境之中。回到上海，回到江南，本以为“鲁镇”近在咫尺，但偏偏“鲁镇”消失了，代之以“浪奔浪流，万里滔滔江水永不休”的上海滩。面对灯红酒绿的上海洋场，鲁迅以杂文为武器，向包裹在光怪陆离之下的黑暗和不公开战，并且冷峻地宣称“一个都不饶恕”“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这个执拗的绍兴小个子骨头坚硬。

　　老舍半生游历，让他念念不忘的唯有北平（北京）——这座太平的、敦厚的、体面的古城。他热爱和熟悉北平的每一个人，无论拉车的祥子、练枪的沙子龙，还是巡警阁子、唐铁嘴、程疯子。他写济南的时候，充满了“北中国”的距离感，书写北平，一草一木间都浸透着留恋。老舍太爱北平了，容不得它受到半点欺凌。当日军的铁蹄蹂躏北平的百姓，远在南方的老舍凭借与夫人通信中积累的素材，将满腔悲愤书写成厚重的《四世同堂》。老舍的创作就像他自己笔下的“茶馆”，将老北京的沧桑像卷轴一般展览了一遍。老舍对北京的热爱，归根结底，是对命运多舛的近现代中国的喟叹。

　　歌唱山西的赵树理、植根关中的陈忠实、走出湖南扎根海南的韩少功、书写雪域高原的阿来，以及刚刚获得鲁迅文学奖诗歌奖的从山东来到海南的诗人江非，地理背后的书写是民族历史文化的喷涌。

　　2026年的鲁迅文学奖帷幕暂落，类型化的大众文艺或许有些消弭了文学的地域色彩。但全勇先、班宇等作家仍然高扬文学地理的旗帜，坚持地域性书写，再现文字中的那一城灯火。

　　（作者系三江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