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杨道

　　1936年10月19日清晨，鲁迅先生在上海因病去世，享年55岁。鲁迅先生的逝世，引发了全国民众的哀悼。作为一名以笔为戎的伟大的文学家，逝世后的这90年，他依然能凭借自己的作品，持续地产生影响，并启迪着无数的中国年轻人。他的“魂”，一直在场。

　　近日，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就鲁迅先生的治学与生活专访了国内著名学者、鲁迅研究专家、北京鲁迅博物馆原馆长，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原院长孙郁教授。2024年，孙郁出版了著作《鲁迅与国学》，引发广泛关注。

　　他揭示了人精神上的痼疾

　　记者：鲁迅先生已经离开我们九十年了，但他身后的中国文化圈，“鲁迅”二字一直存在。您怎样看待鲁迅对于后人的影响？

　　孙郁：我觉得鲁迅依然是难以逾越的高峰。他对于中国社会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先生开辟了白话文新的意境，使口语表达也可以与古文比肩，且焕发了新的姿容。在国故研究方面，他使文学研究脱离了传统经学之路，在野史、乡邦文献中觅出新径，审美方面继承了传统诗学有价值的元素，又衔接了域外写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精神。他直面现代社会的问题，直指问题要害，是精神界之战士。先生也是新兴木刻的倡导者，所引导的新木刻运动，也成就不俗。

　　鲁迅的创作，出现了传统文学很少有过的精神意象，对于大众精神的解放，社会进步，都有不小推动作用。既揭示了人精神上的痼疾，又提升了在没有路的地方走路的勇气。可以说，孔子之后，还没有一个人像鲁迅这样深刻影响了社会进程。

　　记者：鲁迅先生反对旧文化，但自己却不断买各类古书，这是为何？

　　孙郁：鲁迅对于学者研究古书是从不反对的。但对于大众，他提倡白话文，主要是简单好懂。旧文化中，有糟粕的东西，也有不少精华，所以他注重的是没有被污染的那部分内容。比如民谣、造像、戏剧中有民魂的东西。另一方面，鲁迅觉得，要了解今人的思想来源，也不得不读古书，从中找出逻辑。关于古籍，他与学者间讨论的视角和大众讨论的视角，是有很多不同的。

　　他欣赏青年身上的生猛气

　　记者：鲁迅先生生前曾批评过许多名人，包括徐志摩、梁实秋、林语堂等。林语堂跟他还曾经是挺要好的朋友。现在有不少读者感觉有些困惑，这些作家都很不错，为何鲁迅与他们却格格不入？

　　孙郁：这个情况比较复杂，需要回到历史语境里来理解。徐志摩、梁实秋、林语堂都是有成就的作家，他们的文章也自成一格，今天看来有不少可取之处。但在那个时期，国家处于那样的黑暗中，文人还醉心于风花雪月，显然不合时宜。林语堂热衷小品文写作，在审美方面没有问题，但鲁迅觉得，这种写作是回避一些问题的。而那时候，他主张的是战斗的文学。

　　记者：鲁迅与早年许多朋友都闹翻了，晚年身边却有许多青年朋友，他也为这些青年做了不少工作。这个现象非常有意思，您如何理解？

　　孙郁：鲁迅在北京时期就帮助过许多青年，像冯至、李霁野、台静农、高长虹等，有的一直保持着友情，有的最终分道扬镳了。到了上海，他接触的青年更多了，主要是左翼作家和左翼木刻家。鲁迅喜欢接触青年人的理由，大概是觉得这些人很少士大夫气吧。他不喜欢酸腐的文人。

　　记者：鲁迅最欣赏的青年是谁？

　　孙郁：这个不好笼统回答。比如很欣赏萧红、萧军，他们身上的生猛气，驱走了旧文人的东西，很难得。他也喜欢柔石，觉得他淳朴，虽然是书呆子，但有善意，文章带有悲悯的情怀。胡风与冯雪峰也是他关注的批评家，他们执着的样子，鲁迅是肯定的，彼此间有共同的价值取向。

　　许多青年，是看了鲁迅的书改变了自己的写作态度的。比如张天翼，他最早的小说有一点鸳鸯蝴蝶派的味道，看到了鲁迅的作品，受到冲击，才意识到什么是新文学。鲁迅认识他后，给予不少支持，不仅发表他的作品，还将他的小说推荐给增田涉选编的《世界幽默全集》，也与茅盾联合致信美国的伊罗生，希望其小说入选拟编辑的中国现代小说集《草鞋脚》。

　　鲁迅看人是准的。比如他说胡风“耿直，易于招怨，是可以接近的”。他认为巴金“是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这些在后来的历史中都得以印证。

　　他的文字背后藏着深厚学养

　　记者：许多人认为，鲁迅先生的作品不太好理解，您认为难在何处？

　　孙郁：主要是他的知识结构比较复杂，写作的方式是反逻辑的。比如，他的行文方式，有日文与德文的样式，古文的某些句式，也镶嵌其间，这需要慢慢领会。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为了躲过检察官的耳目，他常常正话反说，有迂回的东西在。这也是他令人难以理解的地方。

　　还有一个原因，他还是一个文章家，可谓一专多能，比如既搞创作，又能理论思考；辑校古籍，同时搞翻译。所以在一篇文章里，诗与史悉在，智与勇兼存。看似口语的陈述，背后有古文之风，许多知识和思想闪烁其间。这种丰富的维度，在白话文中是罕见的。

　　记者：鲁迅对于文学界影响很大，这是大家知道的。事实上，他在学界的威望也很高。

　　孙郁：鲁迅也是一个学问家，蔡元培等诸多民国大师对他都很佩服。鲁迅的学问深，一是有严谨的科学态度，他的考据功夫，搜集资料的细心，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二是开阔的眼光，他通过翻译域外文艺理论和作品，打开审美的空间，给新的文学研究和批评带来新风。他年轻时关注古典学的某些话题，后来他的学生徐梵澄沿着此路走下去，成绩显著，对于古希腊、古印度、古中国的研究都颇有成就。徐梵澄认为，自己之所以走上这条治学之路，与鲁迅的影响有不少关系。比如鲁迅对于佛教的认识，就影响了徐梵澄。徐氏后来翻译《五十奥义书》《薄伽梵歌》，在一些翻译理念上，保留了鲁迅的思路。

　　记者：鲁迅先生的学术著作似乎不多，您认为他在治学方面是否存在遗憾？

　　孙郁：他想写一本《中国字体变迁史》，材料准备了许多，可惜后来因为战斗，无暇顾及。他还想编一本较好的中国文学史，但也没有深入进行，主要是精力分散得太多。不过，他对于有志于学术的青年是多加鼓励的。1933年12月，在致台静农的信中，鲁迅就说：“兄蛰伏古城，情状自能推度，但我以为此亦不必侘傺，大可以趁此时候，深研一种学问，古学可，新学亦可，既足自慰，将来亦仍有用也。”可见，他内心对于学术研究，是抱着一种神往的态度的。

　　记者：阅读鲁迅的杂文，发现思想很深，有许多中外典故。这需要很高的学术修养。现在的年轻人若想了解鲁迅，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孙郁：鲁迅的文字背后埋藏着不少学识，这些学识之深，是同代许多学者所不及的。他晚年以杂文抨击社会黑暗，批评学界风气，都以史料为依据，古今对比，很有锋芒。一些立论也建立在大量资料基础上，在知识论方面，显出深度。

　　现在的鲁迅研究，一方面是立体式的思考，放在文学史和思想史中透视其中的隐含，这很重要，出了不少成果。另一方面，需要对他的作品做一些细读，挖掘那些未能显现的东西，让青年人了解他。最近一些年，许多学者在文本研究方面成果显著。这是一个基础性的劳作，当年李何林先生就在此方面花费了大量心血，他在主持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工作时，带领大家写出不少有分量的文章。现在看来，这种普及式的研究，在今天依然重要。

　　人物档案

　　孙郁，本名孙毅，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北京鲁迅博物馆馆长，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他是著名的鲁迅研究专家。长期致力于鲁迅及现当代文学研究，是该领域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学者之一。‌‌著有《鲁迅与周作人》《在民国》《走不出的门》《革命时代的士大夫：汪曾祺闲录》《椿园笔记》《鲁迅与国学》等。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