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杨道

　　前不久，南京六朝博物馆的“郁郁乎唐——一个多元开放的时代”特展开展后引发诸多关注。特展汇聚来自全国20余家文博机构的250余件（套）文物，并首次大规模展出南京出土的唐代文物。其中来自洛阳博物馆的戴帷帽骑马女俑英姿飒爽，帽子也颇为时尚。当时的女性戴帷帽不仅为了好看，还有防尘的作用，唐代刘驾的《春台》诗中，如是描述城内骑马的场景，“六街尘满衣，鼓绝方还家”，飞扬的尘土扑面而来。

　　提起唐代，绵延的丝路、恢宏的长城、歌舞升平的开元盛世，以及体态丰盈的宫廷女子，如同一卷长画，徐徐铺展开来。唐代女性服饰颇能彰显大唐气象，风格多样，兼容并蓄，充分展现了唐代美人热烈张扬的生命力。

　　细细轻裙全漏影

　　提及唐代女性的服饰，袒胸似乎已经成为一个风格标签。这种标签的缘起，或可追溯至唐诗中诸多相关的诗句，譬如晚唐诗人方干的《赠美人》中，就有一句“粉胸半掩疑晴雪”，极为形象地勾勒了美人着袒胸装时极致的视觉冲击。而谢偃的诗句“细细轻裙全漏影，离离薄扇讵障尘”，歌咏的也是这类服饰表现出来的形态。

　　唐代诗人周濆《逢邻女》中的诗句“慢束罗裙半露胸”，把当时的这种审美取向更直白地表达了出来。周濆的这首诗，常用来对照的是永泰公主墓东壁壁画上那个梳高髻、肩披红帛的女子。她着黄色窄袖短衫，下系绿色曳地长裙，裙腰束得极高，几乎提到腋下，领口开得极低，胸前肌肤袒露在外。这幅画绘于神龙二年（公元706年）。画中女子身旁共有九人，除两位着男式袍衫者外，其余七人皆着窄袖袒胸短襦，足蹬如意云头履，发式为单刀半翻髻与螺髻。

　　这样的着装，在唐代的墓室壁画中并不罕见，自然也不是画工的一时兴笔，相反，这是对唐代女子服饰一种较为完整的描绘。在《新唐书·车服志》中，记载了一种被称为“半袖裙襦”的服装，并注明“半袖裙襦者，东宫女史常供奉之服也”。半袖即对襟短袖上衣，袖不掩肘，长与腰齐，穿在襦衫之外。由此墓葬中的女子着装，大致可以印证，袒胸装在武周至中宗时期已经进入宫廷女性的日常着装范畴。

　　很显然，这种着装风尚并非只存在于宫廷女性中。在开元年间宫廷画师的《捣练图》中，一批正在加工丝织品和缝制衣衫的妇女，其衣着的袒胸领口也并未刻意收紧。更值得品味的是，画中人物体态丰腴，与文献中关于唐代女性“以胖为美”的记载是相吻合的。而古代名画《簪花仕女图》《虢国夫人游春图》中的女子，皆身着袒胸装，生活惬意而舒展。事实上，所谓的“唐代女子袒胸装”，并非单一的时尚，而是一段持续数百年、在不同层面上反复拉扯的服饰史。

　　灯下红裙间绿袍

　　在古代女性服饰中，唐代女子的襦装中的裙与现代女性的半身裙较为相似，这种女裙的样式在西汉时已经出现，但在汉代，女子多是穿袍类长衣，裙是后来慢慢发展起来的。受当时生产技术所限，古代衣料的幅面较窄，一条裙子往往需要好几幅纺织品拼接在一起，故而，“裙”字本来写作“羣”，对此，汉代刘熙在他的《释名·释衣服》中作了解读：“裙，下裳也；裙，群也，连接群幅也。”

　　这种用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颜色布料拼接起来的“间色裙”，在两晋至北魏时十分流行，裙面上的条纹皆为垂直线条，衬托出女性修长的体态。这种对“间色裙”的喜好，一直延续到了唐初，并流行了一段时间。但从高宗朝开始，绘画作品中的间色裙变得越来越少见了，各种色彩的一色长裙大行其道，尤其红裙，甚为夺目。红裙是唐代诗作中歌咏女性最常见的妍丽意象：唐代诗人元稹在《晚宴湘亭》里用“舞旋红裙急，歌垂碧袖长”写尽春日一场晚宴的欢乐和放纵；而我们熟悉的白居易，用他浅显的诗句“楼中别曲催离酌，灯下红裙间绿袍”（《江楼宴别》），道出了唐代的色彩美学。

　　当然，关于红裙的描述，最令我心动的，是唐代诗人万楚的诗句：“西施谩道浣春纱，碧玉今时斗丽华。眉黛夺将萱草色，红裙妒杀石榴花。”万楚是唐玄宗开元年间进士，此诗作于盛唐时期，描写端午节观看乐伎表演的场景。诗人让西施、碧玉、丽华三个美女一路迤逦行来，分别赋予眉黛、萱草、红裙、榴花以生命，极尽对眉黛、红裙渲染之能事。

　　爱美的唐代女性，一直在改造身上的裙子。中唐以后，随着袖宽的增加，裙摆也在不断增大，史料记载，当时一条女性裙子的宽度可达3.48米，相当惊人。为了配合腰身，下摆得增加褶皱，如此，至今备受女性喜爱的“百褶裙”在唐代出现了。

　　士女皆竞衣胡服

　　古代的中国有着森严的性别意识，男女之别是礼制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易经》有云“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女性的主要生活空间被规范在家内，进入社会公共空间的机会极少。但在唐代，特别是唐前期，这种现象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在北宋宋敏求编纂的《长安志》中，一群官宦女眷出门畅游，她们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活跃姿态。这些女性生活状态的改变，可追溯至长孙皇后、武则天、太平公主、安乐公主与宋若昭五姐妹在政治生活中的活跃，她们深刻地影响了社会风潮。

　　生活姿态改变之后，衣饰自然会相应地进行变革。陕西西安韦泂（唐中宗韦皇后的弟弟）墓出土的彩绘骑马击球女陶俑，端坐于马背上，发梳双髻，身穿红翻领绿色长袍，腰束带，着红裤、黑色长靴。这是一身典型的胡服装束。很显然，当时的宫廷女性对于这种不受约束、更趋男性化的服装充满兴趣。大诗人杜甫在《哀江头》中也描述过：“辇前才人带弓箭，白马嚼啮黄金勒。翻身向天仰射云，一笑正坠双飞翼。”这些宫眷跟随皇帝在禁苑中狩猎，英姿勃发、骑射惊人，不输男性。

　　悠悠千年，在正史舆服志的记载之外，一些纸本与绢本人物画、墓葬和石窟中的雕塑与壁画等，都向我们展示了古代服饰极为丰富的发展变化。魏晋南北朝时期一贯被看作是一个自我意识觉醒的时代，汉末魏晋的一些风流名士爱擦粉，他们还喜欢以女性化的装扮来表达一种特立独行的人生态度。与此同时，女扮男装的风气也开始出现，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最早即起源于东晋。而从流传下来的唐代绘画作品、墓室壁画和陶俑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女子着装的情况。唐代女性所着男装，并非商周、秦汉以降的大襟、交领、褒衣博带的中原传统样式，而是隋唐时盛行的圆领窄袖袍——这是当时男子的常服，一种受到“胡化”的圆领袍衫。

　　在唐代，无论宫女、舞女还是上层社会的女子，穿男装的不在少数，但胡服真正被推向全社会，是在天宝年间。《旧唐书·舆服志》用一句话概括了开元后的局面：“太常乐尚胡曲，贵人御馔，尽供胡食，士女皆竞衣胡服。”从武则天到唐玄宗天宝年间，胡风在中原持续扩散。女着男装是这股风尚中最引人注目的，太平公主是其中最著名的引领者。《新唐书·五行志》记载，唐高宗和武则天举行内宴时，太平公主“紫衫玉带，皂罗折上巾，具纷砺七事，歌舞于帝前”。紫衫是紫色袍服，折上巾是男子幞头的一种，纷、砺是武官佩戴的拭器之巾和磨石。高宗和武后看到后并未斥责，只是笑着说了一句“女子不能做武官，你为何要这样打扮”。

　　太平公主这一曲胡舞的示范效应自然很快扩散，之后的几十年，女性的社会地位明显提高，到了中宗、玄宗年间，社会上层的女性们穿男装、胡服已成稀松平常事。服饰的选择权，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行动的自由度。

　　“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回看唐代女性从贵妇到平民的着装风尚，那真是一个任女性恣意美丽的年代，亦从侧面凸显了那个时代的雍容气度。每个华夏儿女心中都住着一个盛唐。

　　本版图片均由杨道翻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