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20周年·著述访谈 　　作为《海南历代贬官研究》课题的主持人和主要撰稿人之一，海南师范大学中文系周泉根副教授日前接受了记者专访。谈及对海南贬官文化的研究，他认为：“在中国历史上，‘出仕入相’成为一代名臣，是无数文人孜孜以求的目标。然而，就像流贬儋州的苏轼所云‘人生识字忧患始’，仕人宦海沉浮带给他们更多的却是落寞、无奈甚至忧惧。可以说，在整个中国文化的历史长河中，‘贬官文化’是极其夺目的一笔。琼崖孤悬海外，海南的流贬文化乃是中国流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源远流长的流贬制度密不可分。” 　　“流贬文化”中 “流”、“贬”考辨 　　流贬是中国古代法制和吏治的重要惩罚手段，然而“流”与“贬”却又有着很大的不同。周教授向记者讲到：“在唐穆宗长庆四年四月的刑部奏文中记载有：‘流为减死，贬乃降资。’然而，在实际上‘流’与‘贬’需要从语源学和制度史两个角度辩证地看待。” 　　“流”，在本意上有水流的意思。周教授认为：“‘流’最初只是一种宽宥减刑的具体法制手段，并不是一种‘刑’的名称。在《尚书·舜典》中记载有‘五刑’、‘五流’的内容。‘流’作为一种五刑执行的替代方式，很早就实行过……”周教授考证出，流刑作为一种“刑”的种类，是在周公等西周军功集团立“九刑”之后才有的。 　　“贬”的本意是减损的意思，与普遍适用于官民士庶不同，贬只适用于公职人员，是一种区别于刑事惩处的行政惩处，常常与谪、降、左迁、放黜相联系。 　　周教授谈到：“在《说文》中记载有：‘贬，损也。’而《广雅》中则有：‘贬，减也。’除了语源学视角之外，贬谪左迁的制度在历代都是有的。” 　　海南流贬历史概况 　　海南流贬的历史可以追溯至隋代，但那时仅有杨纶一人而已，到了唐朝才是海南贬官成规模的开始。周教授谈到：“流贬制度有一个萌生、发展并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国流贬制度在隋唐年间成熟，这就使得自隋唐以来，贬官不但在数量上急剧增加，而且呈现出鲜明的规律性。对于海南来说，大面积出现贬官，则是集中于唐宋年间。流贬现象在上古部落联盟时代就出现了，但西汉开始设立州郡的海南，在隋唐以前少有贬官光顾。同时，在元明开始，海南流贬官宦数量也明显减少。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我觉得与海南岛政治、经济、文教等事业长足发展紧密相关。” 　　可以说，流贬制度的核心是对官吏和黎民的惩罚，因此统治者或者掌权者总是会把目光投向那些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落后的边远地区。周教授认为，海南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成为朝廷安置流贬官宦的重要地区。但是，作为流贬官宦的安置之地，海南有其阶段性，也就是说海南并不是自从朝廷有流贬之举便成为流贬之地，也不是自从成为流贬之地之后便代代不绝。 　　海南流贬文化的特点 　　周教授以及合作者在研究中得出相关统计，被流贬到海南的官员在唐朝至少有七十位，在宋朝则高达八十人以上，其中不乏官阶较高的官员，甚至后来登极的宗室王爷。且不说赵宋时期大家熟知的苏轼、赵鼎、李纲、胡铨、李光等，单就有唐一代，贬谪琼崖竟有十四位宰相和五位李唐宗室，其中杨炎、韦执谊为著名改革家，韩瑗、敬晖为允文允武、公忠体国的栋梁之选，李德裕更是一代强干清明的贤相，最后皆贬死炎方。 　　这些王公高宦中不乏优秀的政治家，同时他们均是知识分子，文化底蕴也比较深厚，流贬到海南之后，或者继续自己的仕途生涯为百姓造福，或者写书著文抒愁销愤，或者教书课徒对当地百姓施以文教，或者寄兴于山水吟诗作赋……他们在海南的所言所行、所作所为对海南均产生了重要影响，从而形成了海南流贬文化。 　　海南流贬文化又是中国流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周教授还向记者谈到了海南流贬文化所具有的特点：“首先，海南流贬文化先天性地和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夷夏之防有着密切的关系……对于流贬到海南的官宦来说，‘天涯’并不仅仅是‘鸟飞犹是半年程’的偏远之地，更是一种‘独上高楼望帝京’的放逐之情，一种被放逐天涯但又心系朝廷的庙堂情结。再者，海南流贬文化同山水之乐有着密切的关系。海南虽然偏远，但是自然风光美丽，山山水水均值得游览和吟咏，这些被贬官宦在海南的行迹所至，往往更加提升风景名胜的知名度。” 　　《海南历代贬官研究》是海南省委宣传部与海南省社科联联合策划的“海南省历史文化大系”中历史卷的课题之一，该课题由周泉根主持、海南师大新闻系的曾庆江老师与人民大学的陈圣燕博士主要参与。 　　摆在记者面前洋洋洒洒近25万字的书稿，让记者充分感受到了读书人做学问的艰辛与书写历史时的严谨。用周泉根自己的话来说：“太史公说‘通古今之变’，谈何容易啊。检索出流贬官员及其时间只是研究起点，考索其流贬前因后果、行迹影响，甄别其繁芜史料，评价其是非功过，综合辩证流贬背后的文化大势和历史规律等，这才是我们最想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