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万事万物只有在它消失的时候，人们才能感觉到它存在的价值。对于一个人的离去，我们常常说“人固有一死，或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而史铁生先生的离开更让我们见证了这个朴素的真理。 　　在2010年的最后一天，史铁生走了……自称“职业是生病，业余在写作”，坐在轮椅上的他，曾以一支笔教会我们思考———他留下了一本本厚重的著作，包含着思想的火花，即用残缺的身体，说出了健全而又丰满的思想。当然，这些用汗水和心血凝成的文字，并未因作家的逝世而丧失价值。 　　《我与地坛》： 　　让1991年成为文学丰年 　　“死是一件无须乎着急去做的事，是一件无论怎样耽搁也不会错过了的事，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这是史铁生在感动无数人的《我与地坛》中的名句，只是，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1月推出的新版《我与地坛》样书还在路上，史铁生却再也看不到了。 　　被同行誉为“中国的加缪”的史铁生代表了中国作家的良心和一种精神高度，其独特意义在于，在承受和化解苦难之后用苍凉拙朴意蕴深沉的文字表达出生命存在的坚实、明朗和欢乐，并点亮他人的心灵之灯。《我与地坛》是史铁生的散文名篇，曾被选入高中语文课本，全文分七部分，描述了“我”瘫痪以后的心路历程，包括对生命的感悟、对地坛中人事景物的深沉思考等，影响深远。 　　而《我与地坛》最早发表在《上海文学》杂志上，当时的编辑姚育明读到这篇文章时激动万分，用近乎喊叫的声音对副主编说：“史铁生来稿了！写得实在太好了！”为了排上1991年1月号，编辑部还专门抽下了一篇稿子。后来史铁生谈及《我与地坛》时说，“我是在地坛徘徊了15年，才写出这篇1万多字的作品。”史铁生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心灵安放地，用他的话说就是：“我已不在地坛，地坛在我。”  　　赋予残疾人独立的人生价值 　　很多作家在刚开始创作时，都喜欢以自己熟悉的生活作为写作素材。史铁生也一样，因为自己是个残疾者，所以他的创作开始时就离不开残疾的主题，他也因残疾主题的小说创作而闻名。 　　史铁生在《康复本义断想》中说：“人道主义不仅应该关怀人的肉体，最主要的是得关怀人的灵魂。”也就是说，正常人对残疾人的所谓“人道主义”，就是帮助残疾人、照顾残疾人，以怜悯的眼光看待残疾人，以同情的心态关心残疾人。但史铁生从残疾人的角度感受到，残疾人在接受别人的同情、怜悯和照顾时，有一种接受施舍的感觉，物质上的受助往往会引起精神上的自卑。因而，对残疾人来说，人道主义不仅要体现在物质上残疾人与正常人同等享有，还要体现在精神上大家处在同一个高度，而不应存在一种施舍与被施舍般的差异。　　 　　史铁生以残疾人的意识思索人道主义的同时，他的精神领域不断拓展，由关注残疾人到关注整个人类。他发现，写残疾人的时候，不只是人道主义就能简单概括的，它应具有更大的人道，那就是人的根本处境。 　　把生命哲学归结为“过程哲学” 　　由于坎坷的生活阅历、独特的人生体验，特别是史铁生21岁时由健康人变成残疾人的惨痛经历以及此后病痛与死神对他的多次折磨，使他曾经经受了死亡的严峻考验，感受到了生命之不易与艰难。因此在创作中，史铁生常借助语言和人物又融合自己的经历和思考，对生与死表现出一种勇敢、达观和探讨的人生态度，并藉此表现了他的生命哲学，即“使生如春花之灿烂，死如秋叶之静美”。 　　史铁生的小说很少描写人的外在生活，如外貌、衣食住行等；也很少表现人的具体的现实的功利目的（包括功名利禄物质等）；他重点刻画的是人的精神体验、心理流程等，在这些作品中，史铁生经过对生与死的沉思和领悟，把生命哲学归结为“过程哲学”，即人生最重要的不是结果，是过程，是过程的精彩———他强调通过主观努力以体验精神的自由与超越、实现人生的壮丽与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