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以来，资产管理行业“老鼠仓”频频曝光，而基金经理则成为其中的“重灾区”。

　　3月7日，证监会证实中邮基金旗下基金经理厉建超涉老鼠仓被调查；5月9日，证监会通报光大保德信红利基金经理钱某、平安资管张某某等内幕交易案，涉及金额均超过1亿元；7月4日，证监会公布蒋征、陈绍胜、牟永宁、程岽和黄春雨等5名海富通基金原任或时任基金经理，涉嫌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股票案被立案调查……

　　“今年来多家基金公司爆出‘老鼠仓’传闻，说明监管层对于此类事件的监管力度正在持续加大，今后可能还将有类似事件被曝光。”好买基金研究中心总监曾令华表示。

　　在诸多基金经理“老鼠仓”事件中，11月21日，北京市公安局通报的一起案件引起广泛关注。北京市公安局认证微博“平安北京”发布消息称，犯罪嫌疑人罗某萍利用担任某基金管理公司基金经理的便利，借助未公开信息交易股票并非法获利1300余万元。罗某萍原来所在公司被市场指向国内某大型基金公司。

　　难解配套制度缺失难题

　　然而，“捕鼠”技术实力的增强，却无法改变相关配套制度缺乏的窘境。在多起“老鼠仓”案件发生后，“已离职”“个人行为”等已成为涉事公司回应、甚至推脱责任的标准口径。“‘老鼠仓’行为不断出现，却没有一家基金公司受罚，令人不可思议。”王群航表示。

　　同时，对于“老鼠仓”行为刑罚较轻的现实状况，也使“大数据”监管“利器”对犯罪行为的震慑力度十分有限。自2011年长城基金久富证券投资基金经理韩刚成为“老鼠仓”获刑第一人以来，几年来陆续有“老鼠仓”被查，但入刑时间均未超过4年。反正犯罪成本很低，有人就铤而走险搏一把。

　　震慑“硕鼠”须有制度保障

　　事实上，想要“治本”还须规定并严格执行配套制度，形成完整的体制机制“保障链条”，以更有效地打击“老鼠仓”等违法犯罪行为。首先，基金公司作为管理主体，基金经理发生“老鼠仓”违法行为说明公司管理、内控等并不到位。证监会日前也明确表示，“将根据情节轻重对公司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采取适当监管措施”，业内人士普遍认为监管机构对基金公司的监管及处罚“亟须跟上”。

　　中国人民大学商法研究所所长刘俊海表示，在坚持法治原则下，针对“老鼠仓”等内幕交易行为还是要坚持猛药去疴，重典治乱。

　　（据新华社广州12月21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