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不少关于沈从文的传记大都概览其一生历程，而张新颖的《沈从文的后半生：1948—1988》这本传记则重点展现其由“文学”移至“花花朵朵，坛坛罐罐”的后半生，展现其从事物质文化史和文物研究的心路历程，进而探讨时代潮流与知识分子思想变化的关系，并反思在时代和社会冲击下知识分子如何葆有独立性，这样的角度还是新颖独特的。

　　1949年后，沈从文从文学创作转向文物研究，这可说是他在困顿中找到的一条突围之路，其间虽有难以想象的挣扎与苦痛，但却换来内心相对的自如与宁静。

　　这种转向固然与沈从文独特的“自我”精神有关系，但他对文物研究的关注在他的前半生已多次露出蛛丝马迹。汪曾祺回忆：“我在昆明当他的学生的时候，他跟我（以及其他人）谈文学的时候，远不如谈陶瓷、谈漆器、谈刺绣的时候多。”他自己在《关于西南漆器及其他》一文里，更直接透露这个选择漫长的“潜伏”历程：“我对于这个民族在一段长长的年份中，用一片颜色，一把线，一块青铜或一堆泥土……加上自己生命作成的种种艺术，皆得了一个初步普遍的认识。”这点初步知识让他这个以鉴赏人类生活与自然现象为生的乡下人，进而对于人类智慧光辉的领会，发生了极宽泛而深切的兴味。

　　这种转向背后还与他的创作理路与审美情趣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大家知道，沈从文的文学创作不喜欢采用宏大叙事的方式，他擅长从边缘角落里发现历史。在他眼中，“真正的历史是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喜怒哀乐，器物正凝聚着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喜怒哀乐。”研究器物，正是关注普通人日常生活的独特性。他在博物馆与一些考古文献和文物资料对话，这样的“抒情考古学”延续了文学性质，有美的精神在里面。在沈从文的一生中，“美”可说是他唯一依靠。在他儿子回忆中，一颗古树、一片芍药花，一件瓷器、一座古建筑都成为沈从文欣赏并赞美的对象。

　　沈从文坦言，人一生发展下来，如果把聪明才智多用在对付人的得失竞争上，就会把原始人的嗅觉、视觉、听觉，甚至于综合分析能力，都压抑下去了。沈从文的自我来自“过去全部生命的积累”，这种不同于他人的独立性，让他在经历社会大转折时更易遭受痛苦，痛感也更加强烈。而一旦越过这种痛感，其成就自是巨大的。一个人要坚持去做学问，并不只是一种精神的消耗。“如果学问做得很用心，同时也会滋养一个人的生命和精神。”沈从文晚年孜孜不倦与坛子、罐子、绸子、缎子等打交道即是很好的印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