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去世已经50年了，人们之所以还记住这个名字，是因为他为我们留下了《欧也妮·葛朗台》《高老头》《约翰·克里斯朵夫》等众多译笔优美的佳作，还有那本妇孺皆知的《傅雷家书》。读者心中的傅雷，既是一位天才的翻译家和作家，又是一位舐犊情深、循循善诱的父亲，当然更是一名有风骨、有气节的知识分子。

　　傅雷早年留学法国，回国后先后在上海、昆明等地教书、写作，在文化界和艺术界影响巨大，与钱钟书、杨绛、楼适夷、施蛰存、宋淇、柯灵等皆为知己好友，可以说是门生故友遍天下。在朋友们眼里，傅雷又是个怎样的人物呢？

　　杨绛的记忆

　　杨绛与傅雷相识在抗战胜利前夕，当时两家都住在上海，相距不远，晚饭后钱钟书和杨绛常去傅家夜谈。那时正处在黎明前的黑暗，空气压抑、窒息，杨绛晚年回忆说，只有到了傅家朴素幽雅的客厅，见到傅雷夫妇和朋友们，才一扫日常生活的沉闷与苦恼，呼吸到新鲜的空气。

　　傅雷早年丧父，母亲对其管教甚严，这种环境下长大的孩子，性格难免有些偏执、孤拗，所以傅雷在人们印象中是个严肃的人。但杨绛眼里的傅雷却是个含笑的兄长，总是捧着个烟斗，待要放到嘴里抽，又拿出来，“眼里是笑，嘴边是笑，满脸是笑”，这个笑眯眯的傅雷与众人眼里严肃的傅雷是不是有些大相径庭？

　　但傅雷的笑脸只是朋友的，在孩子面前，他又变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严父。傅雷有两个儿子傅聪和傅敏，那个时候还是调皮的小顽童，最爱听“钱伯伯说话”，每当钱钟书和杨绛去傅家聊天时，总爱躲在客厅外偷听，而这又恰恰是傅雷绝对不允许的。杨绛曾在文章里这样写道：“有一次，客厅里谈得热闹，阵阵笑声，傅雷自己也正笑得高兴。忽然他灵机一动，蹑足走到通往楼梯的门旁，把门一开，只见门后哥哥弟弟背着脸并坐在门槛后面的台阶上，正缩着脖子笑呢。”

　　傅雷一声呵斥，两个孩子马上逃跑，但过一会儿傅雷又突然开门，孩子依然坐在原处偷听。傅雷关上客厅门出去，杨绛他们听到傅雷的斥责声，妻子朱梅馥的责怪和调解，还有孩子的哭声和辩白。因为熟悉傅雷的脾气，客人们也不敢劝解，还要装作不知道的样子，不一会傅雷回屋，脸色气得铁青，朱梅馥抱歉地为客人换上热茶，朋友们告辞后不免议论：“傅雷对孩子就是这样！”

　　多年以后，傅聪回国去钱家拜访，毫无顾忌地听“钱伯伯说话”，高兴得哈哈大笑。忆及童年旧事，傅聪告诉杨绛：“爸爸打得我真痛啊！”但他也知道，爸爸打他是对他严格，正所谓爱之愈深责之愈切。朱梅馥也曾对杨绛说过，傅雷情绪激动时对孩子这样严厉，但沉静下来会责怪自己，又会增添新的苦痛——杨绛笔下这个严厉得不近人情的傅雷，与《傅雷家书》中那个温情脉脉的父亲，其实都是真实的傅雷，同一个傅雷，只不过是他的两个侧面而已。

　　杨绛眼里的傅雷是直率、硬朗、执着的，“像硬米粒那样僵硬、干爽，软和懦不是他的美德。”1954年翻译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傅雷没有与会，只提供了一份书面发言。傅雷在发言中列举了翻译中存在的许多谬误，举出了一些例子，但他忘记了这些例子都是有主人的，并且这些主人大都在现场，结果是许多人都大骂傅雷狂傲，有一位老翻译家甚至被气得大哭。事后钱钟书写信责备傅雷孟浪，傅雷气呼呼地与钱氏夫妇中断了联系，不过很快就恢复了通信。

　　后来杨绛评论此事说，翻译工作非常琐碎，难免会出错，如果傅雷先挑自己的错误做引子，或者事先和朋友们商量、沟通一下，别人也许会心悦诚服。凭心而论，杨绛的话非常正确，大部分人也都会这样考虑，但傅雷不会，如果那样就不是傅雷了。

　　楼适夷的不满

　　傅雷的老友楼适夷也与杨绛一样，对傅雷管教孩子印象特别深。《傅雷家书》出版后，楼适夷以故交的身份欣然作序，他在序言中说：“对于傅雷给孩子的施教，我是有许多记忆可以搜索的。……他不让儿子去上外间的小学，甚至也反对孩子去街头游玩。”

　　朱梅馥的侄女朱佛容小时和傅聪一起进小学读书，据她回忆，没过多久傅聪就退学了，原因是傅雷对老师的教育不满，领回家里自己教去了，这与楼适夷的记忆是吻合的。

　　楼适夷对傅雷教育孩子的方式颇不以为然，甚至有些反感。他与傅雷来往密切，经常在傅家落脚，在他印象里，傅聪和傅敏在爸爸面前总是小心翼翼，不敢随意说笑。傅雷甚至连孩子如何说话，怎样行动，做什么，吃什么都有明确规定，并且不能有任何逾越，比如说吃饭时，他就注意孩子坐得是否端正，是否发出不礼貌的咀嚼声等，朱佛容也说过在姑姑家吃饭很受拘束，因为姑父对孩子要求太严格了。

　　楼适夷在《傅雷家书》序言中还提及一件旧事，那时学生中流行使用自来水钢笔，但不知什么原因傅雷却不让孩子使用，只允许他们用铅笔、蘸水钢笔和毛笔。楼适夷不知道傅雷这个家规，有一次他带傅聪去豫园玩儿，顺便给他买了一支很好的儿童金笔，结果可想而知，傅聪一回家钢笔就被没收，害得孩子大哭一场。后来楼适夷才知道这场风波，总觉得对不起傅聪，让他受了委屈，同时也对傅雷独裁的家长作风非常不满。

　　知子莫如父，傅雷虽然对孩子严厉，却能从一些细节发现孩子身上的潜质，他曾在文章中写道：“傅聪三岁至四岁之间，就爱听古典音乐。只要收音机或唱机上放送西洋乐曲，不论是声乐是器乐，也不论是哪一乐派的作品，他都安安静静地听着，时间久了也不会吵闹或是打瞌睡。”所以他坚持让傅聪学琴，按照父亲的吩咐，傅聪每天练琴几小时，即使弹得手指酸痛也不敢放松。有一天傅聪突然心血来潮，离开琴谱，奏出一支自己的调子来。傅雷正在书房工作，察觉到琴声有异，便出来查看，傅聪看见父亲，连忙又回到琴谱上去。但傅雷这次没有责怪傅聪，而是让他重新弹奏那首曲子，还用空白五线谱把曲调记录下来，称赞说这是一曲很好的创作，后来还给起了一个题目，叫做《春天》。

　　楼适夷对此事记得清清楚楚，后来傅聪在父亲培养下果然成为著名的钢琴家，这也让楼适夷改变了对傅雷的看法：虽然教育方法不可取，但作为个例还是成功的。

　　宋家人的印象

　　1949年6月，傅雷夫妇和小儿子傅敏应好友宋淇之约去香港住了大半年时间，当时全国差不多都已解放，傅雷决定回内地。此间他在北京盘桓了一段时间，拜会了钱钟书、杨绛等一些老朋友，吴晗想请傅雷到清华大学教授法语，虽然傅雷对美丽的清华园也很留恋，但却不愿教法语，最终还是回了上海，继续他的翻译工作。

　　到上海后，傅雷一家住进了宋淇位于安定坊5号的房子，一住就是十几年，直到去世。

　　宋淇是著名戏剧家和藏书家宋春舫之子，出身世家，家境优裕，1949年后到香港从事翻译和文化工作。宋淇与傅雷的关系很特别，既是房东与房客，又是翻译界同行，还是相知很深的好友。1950年两人分离后，通信近十年，从这些来往书信中看出，傅雷与宋淇全家都很熟悉，经常问候，两家称得上是通家之好。

　　当时宋淇的祖父和母亲都留在上海，傅雷一家与他们住在一起。安定坊5号是一座独立的洋房，红色瓦顶，有单独使用的花园，舒适、漂亮。进门左边是一楼的房门，右边有楼梯直通二楼，傅雷夫妇住在一楼，孩子的卧室在阁楼，宋淇祖父和母亲住在二楼。

　　在宋家人心目中，傅雷是个做事无拖无欠的人。宋淇岳父家有一架钢琴存放在安定坊5号，傅聪正在学琴，以傅雷与宋家宛如家人的关系，他本可以随便使用这架钢琴，但傅雷却为此事专门致信宋淇：“阿聪借用邝家（宋淇岳父家）的琴，早晚必要敲得不成样子，在我们也不能交代。而他学琴已成骑虎，看来买琴一事，在所难免。你能否代问邝老太太，有意将该琴出让否？若然，我可请人估价，再函征同意。”十几天后，傅雷又写信说：“钢琴已叫两家琴行估过，一出500万，一出550万，当然以后价为标准。”

　　建国初期使用的还是旧币，10000元相当于后来的1元新币，也就是说，傅雷买的这架钢琴价值550元。这在当时也是个不小的数目，傅雷建国后并无任何公职，完全依靠人民文学出版社预支的稿费养活全家，据傅家保姆回忆，傅家除了每月55元房租和48元伙食费开支外，其他钱都用在傅聪学钢琴上了，当时的学费价格不菲。从这些细节可以看出，傅雷的经济情况并不宽裕，甚至还有些拮据，在这种情况下，傅雷依然坚持向远在香港的宋淇买琴，从中也可看出他的性格。

　　后来宋淇突然中断了与傅雷的联系，傅雷多次去信他也不复。宋淇这样做也是迫不得已，因为当时国内政治气候已有些异常，宋淇担心自己的身份会连累傅雷一家，多年后他在信中向傅敏解释：“自我母亲死后，我故意不寄信给他们（指傅雷夫妇），来信也不复……其实那时我们已觉情况不妙，和他们通信可能惹上海外关系复杂的按语。”

　　朋友的心是相通的，最了解傅雷的还是他的朋友们，从他们眼里，我们看到了一个真实的傅雷，一个鲜活的傅雷，一个距离我们并不遥远的傅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