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长期躬耕于林语堂研究领域的跋涉者，王兆胜在本书中一改其林语堂研究成名作《林语堂的文化情怀》的严肃学究文风，替之以促膝闲谈方式，带领读者“轻松”地走近林语堂：从文化到文学，从中国文化到国外文化，从读书创作到日常生活，从女性到家庭，从文坛恩怨到个性癖好……一个活生生的林语堂恍若眼前。

　　“幽默”一词的翻译与引入，并得到大力推广的源头正是林语堂。林语堂并非天生的乐观派，在有的看法上，他可能比一般人更悲观。比如他认为人难逃一死，总是以死亡的悲剧方式离开这个世界，如果深陷悲剧不能自拔，那么原本只属于漫漫人生中极小一环的死亡，将可能为短暂的人生蒙上灰暗的色调。于是他认为，“宇宙是无知，人生是笑话，是无意义的。但是要靠你自己的选择，‘造出’人生的意义”。

　　在林语堂眼里，“幽默本是人生之一部分，所以一国的文化，到了相当程度，必有幽默的文学出现”。也所以，他不仅文字力求幽默，而且生活中也尽可能幽默化。

　　如果说幽默只是林语堂的生活情趣“佐料”，那么作为幽默根基的生活，理当为林语堂所“器重”。生活中的林语堂算得上“精致”，比如他就曾自己动手设计在台湾的居所，对美食也极为热爱。他平时还喜欢抽烟，喝茶，并把这些当成了生活乐趣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林语堂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人生的爱好者：陶渊明》，文中对陶渊明的野外桃源式生活推崇备至。许多人对陶渊明的了解，离不开《桃花源记》。在那个远离世俗社会的幽僻之所，没有战争和压迫，人们乐业安居，好不和谐。林语堂对野外桃源生活方式的赞美与羡慕，自然是对所处时代不满的投射，毕竟那个时代战火连绵，民不聊生。虽然他极力倡导开发个人的生活乐趣，但他不可能无视整个社会的普遍现实，毕竟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像他这样悠闲地追求生活乐趣。或者说，只有在温饱问题不再是头等大事时，人们才有选择更多生活方式的可能。

　　在王兆胜看来，林语堂对陶渊明的羡慕之情，“不仅不是避世，而且是更为热爱人生的表示。陶渊明是一个和谐者，而不是一个叛逆者”。言外之意，林语堂虽羡慕陶渊明，但他没有选择逃避现实，他的最大特点在于，能够立足当下，并积极改造现实。想想也不难理解，一个人如果不能够坦然面对现实，总是怨天尤人，无法在现实中发现生活的亮点，再蔚蓝的天空也会被心灵的雾霾所笼罩。

　　林语堂对北京极为偏爱，反倒对“勃勃生机”的上海却一百个不感冒，究其原因，他觉得北京更能深刻地彰显中国传统文化，而作为中西文化交融中心的上海，虽然商业更富活力，但在文化方面更像是一个失去民族文化灵魂的“怪胎”。

　　对传统文化愈是坚守，往往意味着对非传统文化愈可能大加排斥。“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的林语堂对快节奏的美式生活同样不感冒。在林语堂看来，“讲求效率、讲求准时，希望事业成功，似乎是美国的三大恶习”，美国的“整个生活的模型是像消防队那样组织起来，每一个人都像铁路那样，按照时刻表而动作”，“而更突出地表现为忽略人生、对天地自然之道的忽略及其无知”。

　　林语堂虽热衷传统文化，但未因传统文化而固步自封。他幻想“把两千年前的老子与美国的福特氏（汽车大王）拉在一个房间之内，而让他们畅谈心曲——共同讨论货币的价值和人生的价值”。看似调侃，但放弃众多选题，单讲“价值”与“人生”，这何不是林语堂诗意人生理念的一次不经意流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