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5月2日，著名学者、鲁迅研究专家王富仁教授驾鹤西归。

　　王富仁生于1941年，是名满学界的知名学人，身上有无数耀眼的头衔，但他的名片上却只有“汕头大学文学院教授”简单一行字；据说他曾自我介绍说：“王富仁，姓王，为富不仁；不过名不副实，有仁，不富。”王富仁就是这样一位谦逊、低调、幽默、豁达的仁人之士。

　　大器晚成的齐鲁子弟

　　与大部分专家学者不同，王富仁是个大器晚成的人，直到近40岁才与学术研究沾边。

　　王富仁出生于鲁西北一个农民家庭，他的父亲抗战期间参加革命工作。对于自己的身世，王富仁在文章中这样写道：“我是出身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里的，从小接触的是农民，但我父亲因别人的帮助，上了几年学，知道一个中国人应当爱自己的国家，就在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46年之后他当了一个小官。这使我有了读书上进的机会，成了一个现在叫做‘知识分子’的分子，并且成了一个‘城市人’。”

　　新中国成立后，王富仁的父亲成为当地文教部门的负责人，王富仁也和母亲从农村进了城。与普通农家子弟相比，王富仁受到了比较好的教育，1962年，21岁的王富仁考进了山东大学外文系。

　　当时王富仁虽然已经喜欢鲁迅，阅读鲁迅，但还没有要依靠鲁迅“吃饭”的意思。那个年代学生的外语水平普遍不高，王富仁学的是俄语，成绩很突出，所以考大学时就选了个外语的饭碗。王富仁给自己定的目标是研究俄罗斯文豪契诃夫，准备“吃”契诃夫这碗饭。

　　1962年王富仁刚进大学时遭遇自然灾害饿肚子，1963年背了一年俄语单词，1964年和1965年搞社教，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第二年便稀里糊涂地毕业了——五年的大学生涯至此结束。

　　大学毕业后，王富仁在学校和农场锻炼了三年，1970年被分配到山东省聊城四中任教，一干就是八年。1978年，王富仁考上了西北大学中文系研究生，开始了他的鲁迅研究之路。

　　1982年，王富仁又考取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师从李何林教授，1984年获文学博士学位。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位现代文学博士，王富仁的博士论文《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是中国鲁迅研究史上里程碑式的成果，也是新时期中国文坛思想启蒙的重要标志。

　　生活中的王富仁

　　王富仁是个随和、幽默、不修边幅的人，他的同学王培元对此印象颇深。

　　1982年，王培元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攻读硕士研究生，入校后得知，导师李何林还招了两个博士研究生，王富仁就是其中一个。王培元早就听说过王富仁的名字，1980年代初，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提前筹备，当时筹备小组收到一篇题为《鲁迅前期小说与俄罗斯文学》的文章，水平非常高。这篇文章的作者就是西北大学研究生王富仁，当时他不是正式与会代表，论文却被会议选中，会后从170多篇论文中选出30篇，编辑出版了会议论文选，王富仁此文又被选中。一时间，王富仁成为鲁迅研究界的一颗新星。

　　1982年4月，听说王富仁要从老家进京入学，王培元和同学兴奋地去车站接站，心想这个有才的大师兄一定是位风流倜傥的英俊小生。2017年5月18日，王培元在《送别王富仁》中回忆了当时的情景：“在月台上熙熙攘攘的人流中，富仁兄拎着一个旧得有些发白的老式黄帆布衣箱，笑着朝我们走过来。他的衣着模样透出一股泥土气，看上去就像一个来自乡间的村镇干部。心里不免暗自诧异，这样浑身土气的人，怎么就写出了那么好的文章！”

　　王培元和王富仁宿舍隔得很近，很快便熟悉了，他们经常一起散步、串门、聊天。有一次王富仁参加一个“高知”学习班，回来讲了一件趣事，逗得王培元他们哈哈大笑。原来学习班成员大都是中科院和各大高校的自然科学学者，人文类的大概就王富仁一个。他发言开口就是中国如何如何，中西方文化怎样怎样，讲得那些人一头雾水。王富仁平日从事中国文化和鲁迅问题研究，劣根性、思想启蒙、中西方文化这些词对他来说是信手拈来，但对于那些理工类的科学家来说，就感到相当陌生了。

　　著名作家和学者梁鸿是王富仁的学生，她的《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轰动一时。梁鸿读博士时，王富仁还住在北师大院内的丽泽楼，梁鸿和同学每周去上一次课。上课时王富仁家里人很多，有博士生、硕士生，有慕名而来的友人和同学，甚至还有专程从外地赶来的鲁迅研究者。人们围坐在客厅的沙发和高凳，王富仁则坐在一把黑色转椅上，手里燃起一支香烟，侃侃而谈。

　　一支香烟还没有熄灭，另一支已经接上，很多时候，王富仁只顾说话，香烟已经燃尽了才发现，他便向同学们笑笑，再点上一支继续谈话。梁鸿在怀念老师的文章中这样写道：“说是上课，其实是聊天，说是聊天，又是上课，我们从那长长对话里所汲取到的知识和精神，要远远大于书本中所学。我记得他书房天花板上的石膏已经脱落，露着黑色墙体，椭圆形状，从下往上看，就像星空中的一个黑洞。我们就在那黑洞下面，谈鲁迅，谈自由精神，谈文学与生活。”

　　对于学生而言，王富仁兼有老师和父亲两种身份。梁鸿在北师读博期间，家安在郑州，有时想家了，梁鸿便试探着说：“老师，我想回家。”王富仁总是不等她说完便说：“回吧，赶紧回吧。”那语气就好像梁鸿回家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他要尽全力去支持。“直到此刻，那一声声的‘赶紧回吧’还在我耳边，带着点含混的、甜蜜的笑意”，梁鸿忆起当年的往事，依然记忆犹新。

　　作序人生

　　梁鸿博士毕业十几年，搬家无数次，扔掉许多东西，却始终保留着王富仁为她修改的博士论文《外省笔记（20世纪河南文学）》。红色小字密布文稿的天头地脚，从字句的推敲到整体结构的安排，王富仁都提出了自己的修改建议。

　　后来《外省笔记（20世纪河南文学）》出版，王富仁为弟子作了五万字的长序《河南文化与河南文学》，讨论中原文化、齐鲁文化在中国文化中的位置，讨论作家在此文化中的选择与割舍，为河南文化和河南文学正名。

　　王富仁为这篇序文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参考了《殷商史》等重要历史典籍，做了许多读书笔记。后来出版社提出将序言压缩一下，不料一向随和的王富仁却勃然大怒：“一个字都不能动，我写的都是经过字斟句酌的。”这是梁鸿第一次看见老师发火，也明白一件事，那就是要珍惜你的文字和思想，不是不让人改，而是你在写的时候，要赋予它真正的价值。

　　重庆国学院院长刘明华是王富仁的好友，1990年代中期，刘明华对中国文化中的大同思想感兴趣，经过一段时间的读书和思考，写出《大同梦》一书。当时这本书是北京一家出版社和台北一出版社联合推出的关于中国历史文化丛书的一种，书稿完成后，恰逢两岸风云变幻，这一合作计划搁浅。后来上海文艺出版社在各大学组稿，要出版“大学讲坛”丛书，《大同梦》入选，出版社要求作者请人作序。刘明华非常敬佩王富仁的学识和操守，随即去电征求意见，王富仁一口应承。

　　几个月后，一篇洋洋洒洒万余言的的文章寄到刘明华手上，这篇《序》并没有就书中的架构、资料和观点发表看法，却是王富仁对中国历史文化中的集中清理和思考，对于全书有深化和提升的意义。刘明华每与朋友谈到此书，都会提醒他们要好好拜读序言，因为序言比正文更深刻。王富仁去世后，刘明华发表文章回忆老友，再次提及王富仁和他的序言：“王老师的作序风格，就是真性情的表现。可以想像他在写序时，是在为一个话题思考，而不简单是在评论一本书的成就得失。这种特殊的表达，非真性情者不能为。”

　　可见，王富仁心中已把序文作为了一项研究事业。后来，汕头大学为先生出版了《王富仁序跋集》三册，王富仁一生作序甚多，不知这个集子是否还有遗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