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到夏季，我国南北方都陆续进入汛期，往往会发生不同程度的洪涝灾害；洪涝灾害的出现要求平时要加强水利工程建设，防患于未然。宋代大文豪苏轼，不仅诗词文章写得好，做地方官时也是政绩卓著，尤其是在兴修水利和防汛抗洪上，他更是身先士卒，无私奉献。

　　身先士卒徐州抗洪

　　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年）四月，苏轼任徐州太守。到任之后的七月，黄河在澶州曹村决口，八月黄河洪水抵达徐州，很快汇聚到徐州城下，再加上暴雨不断，水又流不出去，城墙都要被冲塌了。苏轼在《登望洪亭》诗写到：“河涨西来失旧洪，孤城浑在水光中。忽然归壑无寻处，千里禾麻一半空。”苏轼用诗歌描绘了一幅洪水围困徐州城的画图，形势何其严峻。这时，城里的富户又都带着金银细软逃出城去避水，苏轼深知富户一走，民心就会动摇，一定不能让洪水进城。于是，他下令让手下把富户都拦回城里。他向城中父老乡亲请教抗洪经验，并征集民夫五千多人抢修堤坝加固城墙。但是人力不足，苏轼赶到当地驻军的武卫营，对其卒长说：“河将害城，事急矣，虽禁军且为我尽力。”卒长被苏轼的精神感动了，说：“太守犹不避涂潦，吾侪小人，当效命。”就率领自己的士兵，拿上土筐铁锹，连日奋战抗洪。

　　人心齐，士气高，很快在城东南筑起一道长堤，总算把黄河洪水给拦住了。然而，暴雨日夜下个不停，积水泄不出去，水位越“长”越高，最后距城墙头只有三尺了。这时的苏轼却神情自若，在城上搭了个临时帐篷，住在里面，全力调拨官员分段守护。军民望见太守的帐篷，心里觉得踏实，信心也就更坚定了。经过多个日夜与大水艰苦鏖战，终于雨过天晴，保全了徐州城。十月，黄河恢复故道，洪水逐渐退去。元丰元年（1078年）五月，宋政府降诏奖谕苏轼修筑城墙、防洪救灾的功绩，对苏轼的治水成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虽然洪水退去了，苏轼仍然担心黄河洪灾再来。为长远打算，避免徐州百姓再遭苦难，苏轼决定未雨绸缪，修缮完固徐州的水利工程。据《宋史》载：“（苏轼）复请调来岁夫增筑故城，为木岸，以虞水之再至。朝廷从之。”苏轼增筑故城等防洪工程建成后，果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从此徐州城一直安然无恙。

　　未雨绸缪西湖修堤

　　元祐四年（1089年）四月，苏轼担任杭州知府时，西湖荒废，久不治理，湖中积葑田达到了二十五万丈多，葑田就是湖泽中葑菱积聚，年久腐化变为泥土，水干了就变成了田。因此，湖水也没有了，有时运河就取钱塘江的潮水来补充水源。潮水浑浊又多淤积，运河流经市区，遇到大雨就形成内涝，群众苦不堪言，成了城市的大患。唐代的六井也荒废了，城里百姓吃不上甜水。

　　苏轼到杭州后，分析了杭州容易受洪涝灾害的现状，决定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在洪涝灾害没发生时，就疏浚茅山、盐桥两条河流，用茅山河接受钱塘江的潮水，用盐桥河接受西湖水。再修建一座堰闸，以便控制湖水的储积和放出，再有洪涝灾害发生时，使西湖的水位得到调节，避免了内涝的发生。从这以后，潮水不再流入市区了，而且能用它多余的水量重新使六井得以充足，百姓受益匪浅。同时，苏轼修缮了六井，把引水管道由竹管改为瓦筒后，使用持久，避免了经常更换，不仅保证了供水，也扩大了供水范围，使得“西湖甘水，殆遍全城”，这应该是最早的自来水工程吧。《宋史》记载了这件事：“轼见茅山一河专受江潮，盐桥一河专受湖水，遂浚二河以通漕。复造堰闸，以为湖水蓄泄之限，江潮不复入市。”

　　为了长治久安，彻底根治西湖的水患，必须开挖葑田。苏轼上书朝廷，得到朝廷的许可后，招募役夫开挖葑田和筑堤，面对挖出来堆积如山的淤泥，如何处置，苏轼想出一个两全之策，用无处安置的湖草、淤泥在湖中筑起一道长堤，南起南屏山，北至栖霞岭，上建跨虹、东浦、压堤、望山、锁澜、映波六桥，沟通里湖和外湖，从此南北往来便利，人们再也不必绕湖而行。经过半年整治，西湖面貌一新，水草淤泥全部铲除，湖面豁然开朗，一条长八百八十丈，宽五丈的南北长堤屹立湖中。随后，苏轼又命人在长堤两侧栽植芙蓉、杨柳，修建了亭阁。为了纪念苏轼治理西湖的功绩，杭州人民将其称为“苏堤”， “苏堤春晓”至今依然是引人入胜的“西湖十景”之一。

　　大胆否决无益水利

　　元祐六年（1091年）八月，苏轼调任颍州知州，在任上，苏轼为当地水利事业的发展贡献良多。《宋史》载：“先是，开封诸县多水患，吏不究本末，决其陂泽，注之惠民河，河不能胜，致陈亦多水。又将凿邓艾沟与颍河并，且凿黄堆欲注之于淮。轼始至颍，遣吏以水平准之，淮之涨水高于新沟几一丈，若凿黄堆，淮水顾流颍地为患。轼言于朝，从之。”

　　当时，北宋都城开封附近各县常闹水灾，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当地官员把水引入惠民河，结果又淹了陈州。于是他们又决定要凿开邓艾沟，通到颍河，然后凿开黄堆引水入淮河。苏轼到任后，对此提出质疑，他经过实地考察论证，认为开沟之事绝不可行。十月，苏轼上章《奏论八丈沟不可开状》，指出：“若淮水不涨，则一颍河泄之足矣。若淮水不免涨，则虽复旁开百沟，亦须下入于淮。淮水一张，百沟皆壅，无益于事，而况一八丈沟乎？”宋政府认为苏轼所言极是，就采纳了他提出的合理化建议，取消了开凿八丈沟的水利工程。谁知，八丈沟工程刚刚宣布停工，宋政府又分派颍州出民工一万人修治黄河。而当年，颍州遭受灾害，民众生活困顿不堪。针对此种情况，苏轼上奏朝廷请求施行以工代赈的方法，“奏乞留黄河夫万人，修境内沟洫，诏许之。”苏轼此举既解决灾民生计，又兴修水利以做长远之计。这次兴修水利工程包括清理干枯河床、修缮原有水闸，以储水、放水，使船行再无障碍。

　　一再遭贬岭南治水

　　苏轼不仅官做到哪里，就在哪里修水利，就是被贬到哪里，还是在哪里修水利。

　　绍圣元年（1094年）十月，苏轼抵达贬地惠州。惠州四面临水，城东的江溪合流处原先有桥。后来桥废毁，堵塞航道，只能以小舟往来，往来小舟也常常倾覆。而城西丰湖一道长桥，也是年久失修，百姓随时面临着“浮梁陷积淖，破桥随奔溪”的危险。这些问题一直没有解决，苏轼到来后，惠州知州詹范请他出面争取广东提刑程正辅支持。苏轼得知此事后，立刻致信表兄程正辅，陈述修桥的紧迫性。为帮助建桥，苏轼还慷慨捐出一条犀牛带，并动员家人也捐出了之前朝廷所赐的数千贯钱。经过多方努力，绍圣三年（1096年），两座新桥终于建成了，大大方便了惠州民众的出行。苏轼在其《两新桥》诗中也描述了百姓的喜悦之情：“父老喜云集，箪壶无空携。三日饮不尽，杀尽西村鸡。”

　　绍圣四年（1097年），苏轼再被贬到当时荒僻异常的海南儋州。元符元年（1098年），苏轼谪居在儋州公式榔庵，他发现当地井水“百井皆咸”，黎汉民众常常因喝了不干净的水而患病。为此，苏轼带领乡民在公式榔庵附近经过勘探选择，挖凿了一口井，该井泉旺水甜，乡民就到此井打水饮用，因饮水而生病的减少了，乡民感激地称此井为“东坡井”。据说，东坡井自开凿以后，一直没有干过。现如今附近乡民仍在使用这口井，当地村子也更名为“东坡村”，以纪念苏轼为民办实事的善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