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刊特约撰稿 金满楼

　　继老子、孔子诸位圣贤之后，《典籍里的中国》第一季以王阳明和《传习录》作为收官之作。作为明代大儒，王阳明在近年图书界持续走红，对“阳明学”的各类解读作品也是层出不穷。那么，王阳明究竟是个怎样的人，《传习录》又是一部怎样的书呢？

　　状元的儿子不好当

　　王阳明原名王云，字伯安，因为他曾筑室于会稽山阳明洞并自号“阳明子”，所以世人又称他为“阳明先生”。明宪宗成化八年（1472年），王阳明出生于浙江绍兴府余姚县的一个富裕家庭，他的父亲王华当时是个秀才，文才出众，后于成化十六年（1480年）乡试中举，次年会试连捷，夺得头名状元。

　　和父亲相比，王阳明似乎也天生异质。据传闻，他的母亲怀胎十四个月才分娩，而在诞生前夜，祖母梦见天神衣绯玉于云中鼓吹，抱一赤子从天而降。事后，祖父为王阳明取名为“云”，他后来居住的地方也被改名“瑞云楼”。

　　然而，这位“云中之子”幼时却未见出色。非但如此，王阳明到了5岁仍不会说话，令家人十分焦急。直到某日，一高僧路过王家，他见了王阳明后视为奇童，于是摸了摸后者的头说了句禅语：“好个孩儿，可惜道破！”王阳明的祖父听后心有所悟，于是根据《论语·卫灵公》中的“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这句，将“王云”改名为“王守仁”，后者也成为王阳明的大名。

　　说来也奇，王阳明不久后就开口说话了。9岁那年，父亲王华中状元，授翰林院修撰。两年后，王阳明随同入京读书。弘治二年（1489年），18岁的王阳明与新婚夫人诸氏从南昌返回余姚。船过广信时，王阳明向理学家娄谅求教“格物致知”之学。然而，对朱熹所谓“物有表里精粗，一草一木皆具至理”的学说，王阳明始终难以参透。据记载，他曾对着竹子“格”了七天七夜，把自己“格”到吐血晕倒也没想明白。由此，王阳明对格物致知学说产生了极大的怀疑而另寻思路，是谓“守仁格竹”。

　　弘治五年（1492年），王阳明参加浙江乡试并顺利中榜，但在之后会试中，他连考两次都不中。据说，内阁首辅李东阳曾打趣王阳明说：“你父亲是状元，这次你虽不中，但说不定下科中状元，不妨先写个状元赋。”弘治十二年（1499年），第三次参加会试的王阳明终于以二甲第七名的成绩得中进士，一洗前耻。是年，王阳明28岁。

　　立功、立德、立言

　　王阳明中进士后，先后在工部、刑部、兵部任职，期间对朝政多有议论，但都未获认可。正德元年（1506年）冬，宦官刘瑾把持朝政，南京户科给事中戴铣、御史薄彦徽等二十一人被捕受刑，王阳明上疏论救而同遭廷杖，后被贬至贵州龙场驿丞。同年，他的父亲王华也被赶出京城，调任南京吏部尚书。

　　上任途中，据说王阳明还被刘瑾派人追杀，不得不伪造跳水自尽，这才躲过一劫。来到贵州龙场后，王阳明发现此地“万山丛薄，苗僚杂居”，经济、文化均十分落后。对此，王阳明没有气馁，而是公务之余，对学问多有参悟，是为“龙场悟道”。

　　3年后，王阳明复官江西庐陵县（今吉安县）知县。次年八月，刘瑾被除，王阳明也随后被召入京，历任吏部主事、郎中和南京太仆寺卿、鸿胪卿等职。正德十一年（1516年）八月，在兵部尚书王琼的推荐下，王阳明被擢为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并巡抚南（安）、赣（州）、汀（州）、漳（州）等地。在此期间，王阳明将赣、闽、粤一带的盗贼清剿一空，赢得知兵之名。

　　正德十四年（1519年），宁王朱宸濠在南昌发起叛乱，江西巡抚孙燧等被杀，一时震动。消息传到北京后，兵部尚书王琼却说：“有王阳明在江西，宁王必束手就擒。”原来，王阳明正受命前往福建，他得到朱宸濠叛乱消息后立刻在吉安募集义兵，出兵征讨。最终，朱宸濠叛兵自九江东下窥伺南京时，王阳明率军直捣其老巢南昌，只用了三天时间就结束战斗，朱宸濠战败被俘，叛乱仅35天就宣告结束。

　　然而，王阳明的平叛之功并未获得正德皇帝的认可，因为后者正要以亲征的名义南下巡游。在此情况下，王阳明只得将朱宸濠交出，以配合正德皇帝完成所谓的大胜和献俘把戏。

　　嘉靖皇帝继位后，王阳明升为南京兵部尚书，不久又加封为新建伯。未及一年，因为父亲去世，王阳明回乡守制，期间在绍兴创建阳明书院，开始讲学。守制结束后，王阳明再次受命前往广西平定民乱，期间因肺病加重而上疏乞退。嘉靖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1529年1月9日），王阳明在回乡途中病逝于江西大余县舟中。临终之际，弟子问他有何遗言，王阳明答：“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传习录》传之千古

　　王阳明去世后，明廷赐谥“文成”，后于万历十二年从祀孔庙。作为明代大儒，王阳明留下了一部重要著作——《传习录》。

　　《传习录》共三卷，约八万余字，体例和《论语》接近，主要是弟子对老师言行和思想的记录与整理，另外就是王阳明的论学书信集。事实上，《传习录》的书名也源于《论语》，即“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传习录》记录了王阳明的主要思想和观点，其中又大体可分为三块：一是“心即是理”的本体论，这主要继承了南宋陆九渊的心学主张，强调个人的主观能动性，主张人心先于天理，“至善是心之本体”“心即理也，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须外面添一分”。这和朱熹的主张正好相反，后者主张天理在人心之外，是客观存在的。

　　二是“致良知”的认识论，这和朱熹的“格物致知”也存在着严重的分歧。通常来说，“格物致知”强调循序渐进和积累，通过认识外物最终明了天理人心；但王阳明认为，“知”是人心本有的，不是认识了外物才有，只要有心向善，就都可以“致良知”。这种思维，一定程度上受到了禅宗“顿悟”的影响。

　　三是“知行合一”的方法论，这也是对近代影响最大的一点。在知与行的关系上，王阳明强调：既要知，更要行，知中有行，行中有知；知行合一互为表里，不可分离；一个人是否有“知”，必须要表现为“行”，无“行”则不能算真“知”。

　　《明史》曾为王阳明做传，其中结语称：“王阳明始以直节著，比任疆事，提弱卒，从诸书生扫积年逋寇，平定孽籓。终明之世，文臣用兵制胜，未有如守仁者也。当危疑之际，神明愈定，智虑无遗，虽由天资高，其亦有得于中者欤。矜其创获，标异儒先，卒为学者讥。”这个评价应该算是比较中肯的。至于阳明学，在明朝中后期曾盛极一时，但到清朝后很快归于沉寂。其中的主要原因，是清朝皇帝尊奉程朱理学为正宗，阳明学被视为旁门异端而备受冷落。直到清末废除科举后，阳明学才再度复起并进而成为显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