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南日报记者 杨道

　　1913年，19岁的梅兰芳第一次在上海登台，誉满申城，一代京剧大师就此开启艺术生涯的新旅程。时隔110年，2023年11月20日，“梅绽东方——梅兰芳在上海”特展在上海市历史博物馆正式揭幕，聚焦梅兰芳的艺术人生及其与上海这座国际都会难分难解的渊源。此次展览汇聚了京沪两地与上海及梅兰芳有关的展品共计191件（组），以梅兰芳来上海为重要起点，将他一生重要历史节点作为脉络，展现梅兰芳与上海这座城市互为影响的多重关系，呈现梅兰芳传奇一生。

　　上海之于梅兰芳，既是扬名成角的福地，又是打开艺术视野的窗口。而我们亦可从这些展品中，窥得戏曲之外的梅兰芳传奇人生里更多的细节。

　　海派文化浸润深

　　在梅兰芳的个人回忆录《舞台生活四十年》一书中，他对第一次到上海作了详尽的回忆，字里行间，能感受到上海之行于他一生在戏剧方面的发展，确是“一个重要关键”。

　　1913年10月底，梅兰芳接受上海许少卿邀请首次赴上海演出（这是梅兰芳第一次离开北京）。在四马路大新路口丹桂第一台，梅兰芳演出了《彩楼配》《玉堂春》等戏；11月16日，他第一次贴演扎靠戏《穆柯寨》，这也是他第一次唱大轴戏。他回忆说：“……这短短五十几天在上海的逗留，对我后来的舞台生活，是起了极大的作用的。”他提到自己演出《彩楼配》时，也曾经历难抑的紧张情绪，“……看看快该轮到我的《彩楼配》出场了。我起先确实有点紧张，竭力在控制自己。后来我这样想，这是我唱得很熟的一出戏，没有个错儿，我怕什么呢？经我这样的自我安慰，果然有了效果，顿时镇静下来。”

　　初到上海的梅兰芳，第一次出场就被上海的新式舞台震撼了：“一会儿场上打着小锣，检场的替我掀开了我在上海第一次出场的台帘。只觉得眼前一亮……想尽方法，引起观众注意这新到的角色。在台前装了一排电灯，等我出场，就全部开亮了……”“我初次踏上这陌生的戏馆的台毯，看到这种半圆形的新式舞台，跟那种照例有两根柱子挡住观众视线的旧式四方形的戏台一比，新的是光明舒敞，好的条件太多了，旧的又哪里能跟它相提并论呢？这使我在精神上得到了无限的愉快和兴奋。”在上海的演出全部结束后，梅兰芳先生感受到“就跟学生大考完毕一样，有说不出来的轻松愉快”。“我马上就匀出工夫，到各戏馆去轮流观光。我觉得当时上海舞台上一切，都在进化，已经开始冲着新的方向迈步朝前走了”。

　　梅兰芳在个人回忆录里的这些描述，直接论及上海见闻及海派文化浸润对他在京剧艺术上的系列革新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上海一炮打响的梅兰芳，迅速风靡海上。他从上海启航，融会诸方艺术，迅速脱颖而出，获得全国性的声望，成为民众票选的“剧界大王”。1932年，梅兰芳移家上海居住，直至1951年，才又从上海迁回北京。他与上海的情缘延续了几十年。

　　往返银幕戏曲间

　　得到海派文化浸润的梅兰芳，于戏剧之外，他还在别的舞台上展示了过人的才气和魅力。

　　梅兰芳年轻时就是个影迷。在他两岁时，电影这项由西方人发明的“新奇的玩意儿”传入了中国，被称为“西洋影戏”。1905年，北京的丰泰照相馆开中国人拍片的先例，拍摄了我国京剧名演员谭鑫培先生表演的京剧《定军山》片段。这个时候，梅兰芳已经开始登台演出。与此同时，作为影迷，他也是电影院的老顾客。

　　在梅兰芳的回忆录里，他提及了向往出演电影的主要原因：电影演员可以在银幕上看到自己的表演，而戏剧演员在舞台上演出，则永远看不到自己的戏。因此，他希望借助于电影，从银幕上看自己的表演，以对自己表演的优点和缺点进行自我批评和艺术上的自我欣赏。他认为：“电影就好像一面特殊的镜子，能够照见自己活动的全貌。” 而早期电影创作在探索如何进一步与传统戏曲结合的过程中，商务印书馆活动影戏部拍摄的5类影片中专门有一类“古剧”，即翻拍戏曲。1920年，《定军山》拍摄之后15年，对电影很感兴趣的梅兰芳受商务印书馆邀请，拍摄了自己的两部代表作品《春香闹学》与《天女散花》。在这两部影片中，戏剧与电影技术结合的天平开始偏向电影一方。戏曲片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是中国电影饮誉海外的国粹。其间，最为传奇的，是“国粹”梅兰芳在银幕上的婉转顾盼。

　　在当时，商务印书馆还从未正式拍过戏曲片，梅兰芳也从未上过银幕，因而，真正拍摄时，其难度可想而知。此时的中国影界还不知有“导演”一词。因梅兰芳对拟定拍摄的两片都有透彻的理解和丰富的表演经验，在实际拍摄时，演员的表演程式、要求及预期效果，便都由梅兰芳提出和定夺，因而他成了这两部片子事实上的导演。《天女散花》和《春香闹学》皆以身段表情为主，与当时属默片时代的电影很是适宜，且这两出戏梅兰芳自1916年起就在舞台演出，驾驭起来行云流水，往返于银幕和戏曲之间，所有的角色便都显得楚汉难分。

　　拍摄《春香闹学》和《天女散花》，是梅兰芳首次登上银幕。他参加两片拍摄的目的，纯粹为了艺术，拍片前，他就向商务印书馆言明不收任何报酬。在这两部影片的拍摄过程中，他就如何拍摄戏曲片作了最初的探索，尝试运用了特写镜头和叠印画面。1921年冬，梅兰芳终于实现了在银幕上观看和欣赏自己表演的夙愿。可惜这两部影片我们已无缘见其真容。在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中，收藏该两片拷贝的商务印书馆印刷所被日军飞机炸为平地，这两片拷贝连同商务印书馆所藏的其他电影拷贝皆毁于一旦。

　　初上银幕即获成功，使梅兰芳对拍摄电影的兴趣更加浓厚。后来他和中国电影的拓荒者之一黎民伟相约拍摄了几出戏的片段。

　　梅兰芳在电影中对角色的阐述和别人也自不同。无论是《春香闹学》《天女散花》还是《黛玉葬花》的片段，戏曲中的霓裳羽衣也会成为规定情节氛围的一个关键，雍容的戏衣、珠翠重头的装饰以简练的线条镶嵌到电影的轻盈飘逸之中的时候，尤见设计者的匠心。每个角色的凤冠头饰衣纹水袖，皆撷取于梅兰芳所扮演的角色的重点特征，在银幕上，以一袭单衣纱裤解缚肢体的伸展，从形体到音乐到服饰，都在舞动，流光溢彩。

　　蓄须明志展傲骨

　　历史在梅兰芳先生美目顾盼间，忽然笔锋一转，“九一八事变”之后，1932年春，日本侵略者逼近山海关，梅兰芳从北京迁居上海。1933年6月16日，为激发全国人民的抗日士气，梅兰芳等人编演《抗金兵》，在天蟾舞台首演。林树森、姜妙香、金少山、萧长华等众多名家齐上阵，全剧登场的演员共达60多人。1934年5月11日《申报》登出广告《生死恨》，这是梅兰芳在“承华社”时期继《抗金兵》之后的又一部抗战剧，借金兵入宋斥日军侵华。这一年，为昆曲保存社筹款，梅兰芳、俞振飞在新光大戏院首度合作，一曲《游园惊梦》四座惊艳。两年之后的1936年，电影大师卓别林还与梅兰芳、演员胡蝶一起，在新光大戏院里观看京剧名家马连良演出。值得一提的是，12年后，《生死恨》从舞台搬上银幕，成为中国第一部彩色有声片。这部影片也历史性地选择了上海，选择了梅兰芳。

　　从抗战烽烟起，至1948年间，除固定搭档外，梅兰芳还与荀慧生、杨小楼、马连良等多位戏曲名家同台，为海上菊坛留下诸多精彩纷呈的镜头。而在全面抗战期间，梅兰芳蓄须明志，告别舞台，其间，为养活全家和剧团同仁，他开始操起画笔，直至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那年11月，梅兰芳重回舞台。在个人回忆录里，他如是描述：“抗战胜利之初，观众因为有八年没有见着我了，很想看我的表演。我离开了观众很久，也想在台上跟他们见面……正巧姜妙香和俞振飞两位都在上海，加上仙霓社全班演员，就在美琪大戏院表演了一期昆曲。”上海观众与梅兰芳久别重逢的首次营业，演了10天，轰动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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