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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清月白为知己
海刚峰为苏东坡鸣不平
海口图书馆藏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琼州府刻本海瑞《备忘集》。 乔红霞 提供
海口图书馆藏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琼州府刻本海瑞《备忘集》。 乔红霞 提供
儋州市东坡书院里的苏东坡塑像。 苏晓杰 摄
海口市海瑞文化公园里的海瑞塑像。 本报记者 封烁 摄

  ■ 乔红霞

  海南明代先贤忠介公海瑞,与宋代谪居海南的先贤文忠公苏轼,有着共同的精神特质,就是忠肝义胆、一心为民、廉洁自律,建立了丰功伟业,被后世所崇敬。

  苏轼《赤壁赋》曰“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四百年后,成长于海南的海瑞,自幼受东坡文化熏陶,把东坡清风明月的清廉文学意境,化为自己清白做人的工作实践,一生清廉为民,刚正不阿,成为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清官、好官。

  蔡京炮制的政敌名单

  阅读《海瑞集》,不时能看到海瑞引用苏东坡的名言,其中最能反映海公与苏公思想共鸣的,还是海公的《元祐党籍碑考》。元祐,是宋哲宗赵煦的年号(1086—1094),哲宗年幼登基,祖母高太皇太后听政,她重用司马光、吕公著、苏轼等人,基本废除了新法,史称“元祐更化”。随着王安石、司马光相继去世,新旧党争愈演愈烈。宋徽宗崇宁年间,蔡京三次拟元祐党人名单,刻石黜罚苏轼、司马光等人。崇宁三年(1104年)六月,宋徽宗命重定元祐、元符党人等合为一籍,共309人,待制以上官员以苏轼为首恶,刻石立于文德殿东壁,为宋徽宗赵佶亲自书写,其余的由蔡京书写,颁布天下。这时,苏轼已辞世三年。

  崇宁五年(1106年),立于文德殿的《元祐党籍碑》被雷击毁,徽宗认为是不祥之兆,下诏各地毁碑。

  立《元祐党籍碑》是北宋朝廷正气不存的表现。南宋高宗即位,于建炎三年(1129年)为元祐党人平反,赠苏轼资政殿学士,又崇赠“太师”,谥号“文忠”,任命苏轼的孙子苏符为礼部尚书,为了给元祐党人子孙推恩,下令征集《元祐党籍碑》,当时碑已毁坏殆尽,只从蔡京家里搜得一本党籍碑名录。绍兴元年(1131年),又下诏寻求党籍碑名单,仅得一本,不久焚毁。乾道九年(1173年),宋孝宗为东坡文集作序,书赠苏轼的曾孙苏峤。

  《元祐党籍碑》是北宋政治文化史上的重要文献,虽然宋朝官方已经毁碑,但元祐大臣的后人,以先祖能与苏轼、司马光同列而感到荣耀,于是将家藏本拿出刻石。文献记载曾刻石四次,现存的石刻有两通:一是南宋庆元四年(1198年)元祐党人梁焘的曾孙梁律重刻、饶祖尧作跋的摩崖石刻,现存广西桂林龙隐岩,题额曰“元祐党籍”。这是目前所知确切的宋代刻石,世称“梁本”“饶本”;二是元祐党人沈千的曾孙沈炜于嘉定四年(1211年)重刻,位于广西柳州融水县真仙岩内,题额曰“元祐党籍碑”,称为“沈本”,现存碑为明代复刻,藏于融水县博物馆。

  据清末海南文献学家冯骥声考证,海瑞《元祐党籍碑考》辑佚碑文,与“沈本”同。

  海瑞辑佚考证碑文

  尊崇东坡,使海瑞在对宋代《元祐党籍碑》进行辑佚考证时,首先想到的是屡遭贬谪、矢志教化、始终保持立朝大节的苏东坡,像苏公这样的忠良,生前被贬黄州、惠州、儋州,去世后还被诬陷为“奸党”,和弟弟苏辙,学生秦观、黄庭坚、晁补之、张耒、李格非等一并被列入《元祐党籍碑》,遭受羞辱,为海瑞所痛心。

  海瑞的《元祐党籍碑考》跋曰:“士大夫处乱世,未有获免者。倜傥如子瞻,或触时忌,而长厚如君实,犹且贾罪,他可知已。”倜傥,即豪迈卓越,洒脱不羁。苏轼的性格,弟弟苏辙在《东坡先生墓志铭》里写道:“其于人,见善称之,如恐不及,见不善斥之,如恐不尽,见义勇于敢为,而不顾其害。用此数困于世,然终不以为恨。”

  海瑞认为被列入这份受黜罚的黑名单,并不是苏轼等人的个人原因,如果苏轼倜傥,容易招来忌恨,那么司马光很忠厚,也未能幸免,所以应该是另有原因。他考证了韩琦、欧阳修等,因反对新法罢官,未被列入党籍,而叶祖洽等人支持新法,反被列入党籍,是自相矛盾。章惇等小人,本是新党,也被列入旧党党籍,完全是蔡京出于私愤。

  人皆有羞耻之心,没有列入党籍的未必都是贤人,而被过分打击的,也未必是不屑之流。海瑞认为苏轼等人被列入《元祐党籍碑》:“皆一时贤人君子遭厄被诬,岂知实所以显扬诸君子之名于千万世矣哉!”

  “以蔡京而不及一石工”

  《元祐党籍碑考》这篇金石文献考证之作分三部分,即题序、原文、跋尾。题序和跋尾是海瑞所作,原文是海瑞辑录宋徽宗崇宁三年(1104年)所立的《元祐党籍碑》。该碑入籍者主要是元祐群臣,以及一些不为蔡京喜欢的新党人士,将司马光、苏轼、苏辙、秦观、黄庭坚等人视为 “害政”之臣,进行惩戒。凡名在党籍碑的共309人,去世的剥夺谥号,学术遭禁,文集皆毁,在世的贬谪到荒蛮之地,子孙也受到监视,不得在京城及附近为官。这通具有监察、警戒、侮辱性质的《元祐党籍碑》,因为惩戒的多是道德文章有较大影响的人物,一时是非颠倒,善恶混淆,朝野震动。

  海瑞在《元祐党籍碑考》题跋中,明确说明了自己考证辑佚的目的,就是要让世人明辨是非,懂得荣辱。宋代崇宁年间,将苏轼的亲朋故交,师长弟子,列入“害政之党”,实是蔡京之辈奸邪作恶,诬陷忠良。到了明代,海瑞读到这份史料,仍然义愤填膺,惊呼:“元祐党议,云亘亿万年,矛盾互驰,此脉终不可乱,欲势力变置之,有是哉?!”

  《元祐党籍碑》名单,将贻害万年,所以海瑞认为必须纠正其中的矛盾,理顺天下是非脉络,扬善惩恶。他查找史料,参考《道命录》和《陶朱新录》等书,进行了细致的辑佚考证,以使后人懂得谁是谁非,还历史以公正。

  海瑞还把宋代刻立石碑的石工(名安民)的表现,记录于文章:石工被上级指定刻此石碑,不敢违抗,只得哭着哀求,不要把自己的名字刻到石碑上,免得得罪后世。海瑞感叹道:“呜呼,岂以蔡京而不及一石工耶?!”

  海瑞,号刚峰,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就像他反腐倡廉一样,一丝不苟。他通过撰写《元祐党籍碑考》,纠正宋代错误,让后人明白真相。他的一生,备受时人称赞,有诗赞曰:“风清月白为知己,天长地久通同神。”

  海刚峰与苏东坡,好比是跨越历史、拥有共同价值取向的人生知己,相信这种共同精神,会随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愈加发扬光大。

  (作者系海南省图书馆研究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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