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逸

　　邢福义先生1954年离开海南岛西南部海边的黄流乡，负笈江城，在华中师范学院求学。从那时起，他时常给父亲邢诒河先生写信。若干年后，耄耋之年的邢诒河老先生将他经年收集，并已编写目录、摘要且装订成册的书信回寄给邢福义先生。邢先生睹物思人，在无限感慨的同时，觉得这些书信将对“子孙们、学生们、学生的学生们”有益，便将它们整理之后，起名《寄父家书》，交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我每每读《寄父家书》，总觉得自己在情感上离它很近。因我是邢先生的同乡，对崇文重教、注重亲情的乡风有很深的体会。我认为它是一本亲情之书、修身之书，也是一本治学之书。父子情、爷孙情、夫妻情在书里都有；修身洁行之要，也可以在字里行间体会到；说它关乎治学，从邢先生的经历就知道了——他从小学到大学，求学生涯只有10年，却矢志问学，长年孜孜以求，成为语言学大家。我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读中学之时，就从父辈那里知道他的大名，听闻他的成就，内心极为钦佩，这种情感一直持续至今。我还记得有一年，在北京师范大学东门外的“盛世情”书店看到《邢福义选集》时的情景。这本书是季羡林先生主编的“20世纪现代汉语语法八大家选集”丛书之一，曾获第六届国家图书奖。看到它，我心里有种莫名的感动，仿佛看到邢先生以勤勉学、朝夕“赶路”（做学问）的身影。其时我已步入书林，从事出版工作，因而心里存着能成为他的著作的编辑之念想。

　　机缘巧合，10年前，我所在的单位开始编辑出版一套大型的地方文献丛书——《琼崖文库》。由于有一部分内容是收入有成就的琼籍学者的著作，以邢先生在语言学界的地位和影响，当然是要列入的。我于是写信向他约稿，他很快回了信，表示愿意为此选编一本《邢福义语言学文选》（下称《文选》）。我们因此而结缘。

　　我和邢先生的通信都很简短，主要是关于《文选》的话题，诸如要把它编成一部融学术性和通俗性于一体的选集；为它确定选编原则、总字数；拟定它的栏目、篇目；等等。《文选》进入编辑工作之后，有时要增加或是减少一篇文章，他照例会来一封信，跟我说个中的缘由，往往会用商量的口吻说“可以吗？”“好不好？”。

　　邢先生是一个心细如发的人。他曾在信中提及他的一本家书要出版，我随即写信希望他赠我一册，他说他记着。几个月后，书甫一面世，他便让堂弟、与我同住一座城市的邢述评老师送给我——就是《寄父家书》。我有时候请他给我的喜欢藏书的朋友送签名本，他总会答应；有时他忙着，也会告知我，稍后寄出。他总是记得我的每一个请求，从未失约。我想，他对别人也是一样的。

　　我的老师周伟民、唐玲玲教授曾在华中师大任教，是邢先生的同事。我去拜访他们，有时会聊起邢先生。两位老师说，他们那一代人，难免几经磨难，但无论境遇如何艰难，邢先生总能守住一片相对的宁静，默默地从事自己的研究工作。邢先生在学术上硕果累累，跟他的治学精神是分不开的。他的治学格言来源于生活，朴素却蕴含着深刻的道理：“猪往前拱，鸡往后扒”“年年岁岁，春夏秋冬”“抬头是山，路在脚下”……我曾经请他给我题一句关于读书治学的格言，他写了“学成贵多思”——他用自己的治学经历，勉励一个后学。

　　邢先生离开黄流后，回来的机会不多。他是很思念故里的，编《文选》时，他特意收入写家乡的散文《根在黄流》《黄流中学怀想》《何人不起故园情》……为《文选》挑几张照片，他也要选“有乡土气息”的。我曾在信中问及他回海南的想法，他说年纪大了，行走不便，没有回来的计划，言语之中颇多遗憾。我记得我给他写约稿信时，曾附上有关家乡的书——《近现代琼崖旅行记四种》；后来还寄了《琼崖历代诗词选》《琼崖历代文选》。他一定是时常在有关故乡的文字里感受乡音的。有一次他给我写信，说一时找不到《琼崖历代诗词选》了，能不能再给他寄一册。《文选》编完了，他在《书末心语》中写道，在家乡出版这本书，他“感受到了南国浓浓的亲情”。

　　从约稿《文选》开始，我和邢先生来来回回写了一百多封信。他于2023年2月6日去世。那天，我反复吟读他的信，思绪怆然。此前，我读它们，感到舒心和温暖；现在读，就是一种怀念了。

　　除了写信，我与邢先生缘悭一面，哪怕是通电话都很少。只记得《文选》付梓之前，我给他寄清样，他来信说没有收到；其时他依然在华中师大的语言研究所“赶路”，我于是打电话到他的办公室。事情说完了，在放下电话之际，我隐隐约约地听到在另一头，他喃喃自语：“我的书稿在哪里呢？我的书稿在哪里呢？……”

　　他也许在缓缓地转过身子，去看看身后的书橱或书架，去寻找他要找寻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