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景新

　　苏东坡的才华几乎无人能够逾越，除天赋之外，与读书多有着最直接的关系。苏东坡喜欢读什么书，怎么读，他到“孤悬海外”的海南岛之后是否有书可读，成了东坡崇拜者都想了解的问题。

　　我们须先讲一个故事。据林语堂《苏东坡传》，在苏东坡任翰林学士知制诰期间，他起草了约八百道圣旨，文字无不铿锵有力、妥帖工巧、简练明确。圣旨的文字往往引经据典，富有例证譬喻，苏东坡写来轻而易举。后来，另一个才华横溢的人也在这个职位上，他对自己的文才颇自许，他问当年侍候苏东坡的老仆，自己比苏东坡如何，老仆回答说：“苏东坡写得并不见得比大人美，不过他永远不用查书。”皇帝诰书是古代最高级的公文，需要引用大量古典来简洁说明当今的问题，胜此任者必须饱读经史。同样是翰林学士知制诰，苏东坡比其他人不仅读书更多，而且别人记不住的他都明了于胸，所以他撰写诰书从不需要查阅资料。

　　那么，苏东坡都喜欢读哪些书呢？儒家经典自然是古代学子必须熟读精研的首要著作，因为科举考试考的都是这些内容。苏东坡自幼勤读书、善读书，少年时代早已把儒家经典和古史研读得滚瓜烂熟，后来他成为北宋儒学四大流派中蜀学的领袖，又被后人称为“巨儒政治家”，基本功正来源于此。

　　但是，如果仅仅精通儒家经典，那苏东坡就与别人没有多大不同了。苏东坡之为苏东坡，在于他比其他人具有更宽广的包容性。从他的诗文所涉及的典故看，凡是古今优秀作品，他无所不读，写作时都能够运用自如书中典故。如果问苏东坡更喜爱读啥书，那么我们只能举其一斑了。

　　苏东坡的老弟苏子由最了解苏东坡，他为老兄东坡写的传记中说：“比冠，博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好贾谊、陆贽书。既而读《庄子》，叹曰：‘吾昔有见，口未能言，今见是书，得吾心矣。’”苏子由对苏东坡所读的书并没有记载具体作品名称，唯独强调《庄子》，可见苏东坡对《庄子》喜爱的程度之高。苏东坡中年在密州陷入艰困之中，《庄子》成为开启他新的人生认识的最为重要的武器，与之相配合的就是陶渊明诗。其后，其人生阅历越深，政治上遭受打击越重，这两部书对他就越重要，尤其是陶渊明集。他晚年居于海南岛，完成对陶渊明诗的追和后，写信给贬居雷州的苏子由说：“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又说：“然吾于渊明，岂独好其诗也哉？如其为人，实有感焉。”可见，如果非得挑出苏东坡日常最爱读的书，莫过于此二书了。在海南岛，苏东坡对陶渊明的爱好和推崇达到了顶点。

　　这固然与苏东坡的人生观和文学观有直接关系，而与海南岛书籍匮乏的现状也不无关系。他曾写信告诉远方的朋友：“随行有《陶渊明集》。陶写伊郁，正赖此尔。”又说：“流转海外，如逃空谷，既无与晤语者，又书籍举无有，惟陶渊明一集，柳子厚诗文数册，常值左右，目为二友。”陶渊明和柳宗元的诗文，成为苏东坡读书生活的“南迁二友”。

　　海南岛当时文化状态如此不堪，苏东坡却完成了“儒学三书”（《书传》《易传》《论语说》）的写作和修订。如此巨大的学术工程不像写一篇诗词、散文或公文，是需要参考书籍的。那么书籍从何而来？当时有位义士在广州、惠州一带做官，他知道海南无书，两度遥寄书籍给苏东坡。这位高士名叫郑嘉会（靖老），清代王文诰评价他说：“苏公（苏东坡）坐谪时，有都城见叔党（东坡幼子苏过）而障面者。及迁儋耳，郑嘉会靖老乃能海舶载书千余卷为借，亦可嘉已。公和渊明赠羊长史诗以谢之，千载而下，知有靖老。”

　　苏东坡万里投荒，身边只有儿子苏过随侍。郑嘉会所寄这两批书既是苏东坡在儋州完成儒学巨著的重要参考，也是儿子苏过学习进步的主要读物。苏东坡用自己少时的读书法指导儿子读书，最重要的方法是抄书。抄书既能增强记忆和理解，又能提高书法艺术水平。苏东坡少时曾抄写《汉书》好几遍，深知个中三昧。苏过在海南就采用这种学习方法，何以知之？有苏东坡写给远方朋友的信为证：“儿子到此，抄得《唐书》一部，又借得《汉书》欲抄。若了此二书，便是穷儿暴富也。”

　　[作者为海南省苏学研究会会长、海南热带海洋学院教授。本文为海南省哲社重大专项（苏东坡研究）课题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