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纪鹏

　　近年来，海南作家已经成为华语世界海洋文学创作的一支生力军，海洋文学作品层出不穷，在国内文学界、学术界引起广泛关注。《天涯》杂志主编、海南本土小说家林森被认为是新一代海洋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海洋是他生命的底色，但他认为自己的作品不是狭义的海洋文学，他其实更关注的是海洋环境包围下个体的精神世界与命运遭际。个体的内心世界成为他探索的另一种像海洋一样巨大而深广的存在，外在的海洋成了一种底色，成了结构小说的重要元素。

　　近日，“心海无界——林森海洋题材小说创作研讨会”在北京召开，二十余名专家学者与会研讨，共同探讨林森海洋文学作品中的“人心和大海，各怀尺度，彼此丈量”的多种面向。

　　海南日报特别邀请诗人、作家郑纪鹏就此对林森进行了专访，深入探索林森笔下无界的心海。

　　从小镇到心海的超越

　　郑纪鹏：在你创作生涯的早期，无论是小说集《小镇》，还是长篇小说《关关雎鸠》《暖若春风》，都是呈现时代浪潮冲击下的小镇变迁，最近这几年，你目光投射到广袤的大海，你如何看待自己的这种转向？

　　林森：变化是自然而然的。一是作为文学编辑，看过大量雷同的稿子，总想写点别人没写过的；二是作为写作者，有着走出舒适区、突破自我的要求。当然，我不认为这是一种转向，事实上，有追求的写作者，总会试图在一篇新作品里，推翻前一部作品的局限。经过《岛》和“心海三部曲”，我目前对书写海洋已经没有多少兴趣，我还想变，还想有更新的发现。

　　郑纪鹏：这几年，你为读者带来了长篇小说《岛》和中篇小说“心海三部曲”（《海里岸上》《唯水年轻》《心海图》）等海洋文学作品，在写作的过程中，你是如何构建这一“心海”世界的？

　　林森：我想书写的，不仅仅是自然意义上的海，而是经过大海这个空间塑造的人的内心。长期海上劳作之人，对时间的感受、对灾难的理解、对日常生活的珍视、对情感的领悟等等，都极为特殊，我希望写出的，是这种不同的心理状态。这也是我把那三个中篇命名为“心海三部曲”而不是“海洋三部曲”的原因——心灵，永远是最大的，永远是写作中最值得聚焦的部分。

　　郑纪鹏：你常谈及苏东坡，尤其是他被贬海南，绝境之中依然保持“有生孰不在岛者”的超越性目光，你的心海无界的海洋文学创作，是否与苏东坡存在精神上的呼应？

　　林森：我二十多岁的时候，写过一部苏东坡被贬惠州、海南的长篇小说，本已进入出版环节，版都排好了、封面都设计好了，但我撤稿了——我觉得当时的我，根本写不好老年的苏东坡，学识与经验都不够。我一直觉得不让这本书出版，是很正确的一个选择，避免了我后来的后悔。但那段写作经历，让我对苏东坡有了一定了解，他的那种既生活于日常，又在精神上超迈的洒脱，给了我很多启发与感染。在书写“心海”系列作品的时候，我总是会不自觉地用一种更宽阔的目光来看待人、物、事，这种大的目光，正是来自那个让人“安心”的苏东坡。

　　“海洋”和“新南方”的深蓝成色

　　郑纪鹏：作为“海洋文学”“新南方写作”的代表人物之一，你认为“海洋”“新南方”应该如何有机结合？

　　林森：海洋本就是“新南方”论述里很重要的一个特征、一个指向。当然，这并非说“新南方”囊括了“海洋”，而是说，在近年的文学论述里，这两个说法本就是互相纠缠彼此交融的——这两者都蕴含着某种撑破旧有文学格局，别开新局的追求。

　　郑纪鹏：你是作家，也是《天涯》杂志的主编，从编辑的角度出发，你觉得哪种海洋文学才真正具有深蓝的成色？文学杂志应该如何助力海洋文学的再上新台阶？

　　林森：我所认为的海洋文学，应该是作为书写对象的人，拥有了某种海洋思维、海洋心理，而不是把大海当作一个猎奇景观。文学刊物，要保持自身的敏锐度，要不断发现文学的新变，要创造机会，让处于某种萌芽状态的创作倾向，真正破土而出。

　　寻找海洋文学的新支点

　　郑纪鹏：在研讨会上，诗人李少君指出，你的海洋题材小说非常典型地体现了海上劳动与安居乐业的关系，展现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新方向。你觉得海洋文学在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中应该如何寻找新支点？

　　林森：大多数时候，文学并不能承担这么重要的任务。文学的讲述本身，具有记录、封存、传播、争辩的功能，对于文化来讲，这样的讲述当然很重要，但不能完全把文学给工具化，一下子给它一顶那么大的帽子。在我看来，中国作家对土地的书写已经太多，但对海洋的书写，才刚刚开始，有太多值得深挖的地方。这些故事里，有着我们中国人的劳作与泪水，但在写之前，不能让自己背负这么沉重的负担，否则一定写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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