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兴吉 王磊晶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抗日战争进入全民族抗战阶段。在此阶段，无论是中国方面，还是日本方面，对于这场战争的发生与发展都有所预测，也有所准备。即使事变发生在中国的北方，远在南海之滨的琼崖军民，对于即将开始的全面抗战，也有所认识，大家积极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形成共识。

　　尤其是从1938年下半年开始，日军飞机不断袭扰甚至轰炸海南的城镇，进一步推动了琼崖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琼崖有关方面进行部署，防御日寇入侵海南。

　　构筑防空洞壕，储备弹药、药品等物资

　　自近代以来，随着日本国力的增强，其觊觎东亚大陆的野心开始逐渐显露。早在清末，日本方面就已在东亚大陆特别是中国，开展军事侦察活动，并不断强化。1939年2月日军入侵海南前，其对海南岛的觊觎和袭扰早已存在。

　　1871年，日本设立了兵部省海军部水路局（今日本海上保安厅水路部），负责对海洋的观测与侦察。此局后改为日本海军省水路部，自1894年开始编制的《中国海水路志》，其第6卷下（1902年编制）中就有“第七编：海南岛及海峡、海南海峡”等内容；进入民国时期，中日关系变得更加紧张，日本对华的情报工作进一步加强，这一时期日本驻广州领事馆成为其搜集海南岛情报的一个主要支点。现存于日本公文书馆的档案中，有1932年该领事馆上呈给日本海军省次长的情报“粤情报第十号（1932年6月13日）琼崖红军的现状”。民国时期陈铭枢主编的海南地方志《海南岛志》，极受日本官方重视，日本在台湾的殖民机构——台湾总督府责成相关机构组织力量进行翻印，先后四次印刷出版。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开始更全面地搜集海南岛的情报，特别是关于军事力量的情报。比如，日军第五舰队司令部编制的《第五舰队：关于海南岛的综合敌情》（1939年1月31日），这份情报分为三个部分，分别记述了整个海南岛及今海口、三亚地区的中国军事力量与分布情况，情报来源是日本驻香港总领事馆。从该文件可以看出，日军已得知驻海南岛的国民党军第62军152师于1938年11月23日、24日全部渡海离开海南岛。日本驻香港总领事提供给第五舰队的海南岛内武装力量情报更加详细，提到海南岛内仅有保安第五旅王毅所部2个团，第1团900人，第2团700人，新编守备团7个大队，每个大队约250人，共约1750人，秀英炮台驻兵250人；另有冯白驹领导的独立大队300人。

　　1936年北海事件（日本商人在广西北海被杀）发生后，日军的军舰、飞机不断在海南岛北部海域活动。为了应对这种变化，南京国民政府在处理完两广事变后，开始着手应对可能发生的日军侵琼情况。1936年9月，接替陈济棠担任第四路军总司令兼广东绥靖主任的余汉谋，开始改编广东省内的军队，编为10个师，2个独立旅，后将152师陈章部调到海南岛，增加琼崖防御力量。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余汉谋又将广东军队扩编为5个军，其中的第62军军长张达所部，下辖驻扎海南岛的152师。1938年9月，张达兼任广东省第九区行政督察专员及琼崖保安司令，王毅任副司令兼广东省保安第五旅旅长。国民党琼崖当局开始在海口、榆林等地构筑防御工事，派兵驻守，同时在定安县第四区南闾、乌坡、岭门等地修筑仓库，储备弹药、药品、米、盐等物资，做好持久抗战的准备。

　　七七事变后，日军多次从空中袭扰海南的城镇。国民党琼崖当局也有一些应对措施，比如在各处设置防空监视哨，进行防空训练，特别是在今海口地区安装防空警报器，构筑防空洞壕，并进行巷战演习。国民党琼崖当局还委派琼崖民众运动处的数十名干部，分赴海南各县，协同各县政府、国民党党部，组织训练民众，增强备战警觉，告知民众一旦日军入侵相机破坏公路、桥梁等。

　　1938年11月，张达及第62军被调往广东东江地区后，王毅成为当时国民党海南防务的最高负责人，随后琼崖守备司令部成立，王毅任守备司令兼行署专员。王毅上任后，在公开演讲中旗帜鲜明地表示：“我们为什么要奋起抗战？是为了保住琼崖，为了保卫国土，为了驱逐日寇出中国。”他提出要抗战就不分党派，联合友军友党，一致对外，其“屈服必亡，唯战能存”的主张成为琼崖抗战前期的标志性口号。

　　开展抗日宣传，创办刊物、成立话剧团

　　1937年七七事变前后，随着国内抗战热潮的掀起，加之国共联合抗战局面的出现，海南岛内的政治局面一改此前的高压状态，舆论管控也有所放松，新闻信息发布活跃。同时，因海南不断遭到日军轰炸，不时有伤亡消息传来，岛内的有识之士开始行动起来，有组织地开展抗日宣传活动。

　　琼崖抗日团体相继创办了一些以宣传抗战为主要宗旨的报刊。1937年，受中共琼崖地方组织的影响，林光灏等人在海口创办了《国光日报》，此报还出版了名为《前线》的副刊，刊登抗战信息及关于抗战的文章。1938年12月，中共琼崖特委还指示海口特别支部秘密党员李雨枫、高仕融等人在海口创办《国光旬刊》，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此外，创办于文昌的《前哨》《琼崖呼声》等刊物，也以宣传抗战为主要任务。中共领导的各级组织也积极投身抗战宣传。七七事变后，中共琼崖特委公开出版了《救亡呼声》（后改名《新琼崖》），主要刊登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并动员群众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据学者王会均研究，当时在海口，还有1938年8月创刊的《迫击》半月刊。中共琼崖特委还设立华光书店，专门销售共产主义、抗日主题书籍，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七七事变发生后，在举国抗战的大背景下，海南各地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在中共琼崖特委的领导下，中共海口工委开始在海府地区建立联络点，恢复基层组织，组织府城学生支部及周边农村支部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在海南岛西部地区，马白山、史丹、吴乾鹏等共产党员，利用合法身份，以学校为阵地，自己编写教材，向学生讲述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他们还组建学生自治会，组织学生表演抗日话剧，走出校门开展抗战宣传活动。在海南岛南部的崖县，刘秋菊等人发动青年成立抗日救国会，将抗日救亡的呼声传播到海岛最南端。在琼东、乐会、万宁等地，学生们组建抗日宣传队，或组建青年抗日救国会，利用海南民间“闹军坡”等时间窗口，在公开场合向群众宣传抗日主张。1937年12月，在中共文昌县委领导下，文昌县妇女成立了抗日话剧团。该剧团活跃于文城镇街头巷尾及其他镇墟，表演群众自己创作的抗日剧目，动员海南华侨积极参加全面抗战。乐会县共产党员黎汝炎、卢修朝、蔡传芹等，还组织青年到国民党乐会县政府门前请愿，要求建立抗日武装队伍，直接参与抗日救亡斗争。

　　学生声援抗日，工人自发成立救国会

　　进入1938年，海南各地中小学的师生在日军的轰炸威胁中，更加积极地行动起来，利用各类刊物进行抗日宣传，并以宣传动员为基础，组建抗日后援会、学生自治会、同志会、教师会、前哨社等抗日组织。这些抗日组织，获得地方政府备案认可，影响力较大。在一些主要城市，工人们自发成立工人救国会，配合学生的抗日宣传活动。工人、学生等社会群体加入，走上街头参加抗日活动，进一步壮大了琼崖抗日救亡运动的声势，全岛涌现多支抗日救亡宣传队。

　　在海南商界，抗日救亡运动迅猛开展，大量抗战书籍在社会上流传。据日本随军记者火野苇平在《海南岛记》中说，日军占领海口后，“对海口市内的书局进行了全面的调查，虽然各书局都出售抗日的书籍，但只有同光书局完全贩卖有关共产主义和抗日的书籍”，由此可见当时抗日救亡运动的普及程度。当时海南岛上最大的书店——海南书局，也大量出售有关抗日的书籍和报刊。因此，海南书局被日本人认为是“抗日核心分子所经营的敌产”，其店主唐品三也被认为是海口市的抗日领袖之一。

　　从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到1939年2月日军登陆海南岛，琼崖各界积极开展抗日宣传，参与抗日救亡运动，形成了全民族抗战的共识，也在防御日军侵琼方面做了一些准备。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日军入侵海南岛后，琼崖各界人士勇敢地与侵略者斗争，打击了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在孤立少援的情况下，海南军民坚持抗战6年半，最终迎来了抗战胜利！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为资料图

　　海南日报、中共海南省委党史研究室（海南省地方志办公室）联合推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