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郭利成
【编者按】
被明太祖朱元璋誉为“南溟奇甸”的海南岛，经唐宋两代的治理开发，特别是历代名臣登岛后的沾溉滋养，明代的琼州大地已有“海滨邹鲁”之美誉。以蜚声海内外的海瑞为代表的一大批文化菁英，其耿介个性与廉洁精神不仅夺目垂范于古代，也光耀启迪于当代。
为此，海南日报文化周刊文史荟版将持续推出“史志琼崖·清风海南”栏目，讲述海南历史文化名人清正廉洁的故事和他们得以传颂至今的精神气质和思想境界。
孟子云：“居移气，养移体。”海南古代士大夫的精气神，实则离不开海岛的地气和文脉。海瑞这座令后世高山仰止的道德主峰，正是矗立于明代海南文化大发展的群峰之上。万历《琼州府志》记载了这一盛况：“迨于我朝圣圣相承，薄海内外，咸建学宫，遴选硕师以专教道，是以贤才辈出，有进列六卿位八座者矣，有视草玉堂兼信史者矣，亦有明习经史、肇登桂籍者矣。”
在这股“贤才辈出”的历史大潮中，早在海瑞之前，大明王朝的星空中便已闪耀着邢宥、丘濬、王佐这三位琼崖贤人的星光。他们的人生轨迹虽各有不同，但骨子里那份耿介与对清廉的坚守，却是一脉相承的。我们不禁要问：他们性格底色中的“耿直狷介”与庙堂之上的“清正廉洁”，究竟是如何跨越个体的偶然，成为明代海南士人一种群体性精神特质的？
御史巡按邢宥
仗剑执法 刚直不阿
“耿介清廉”并非单薄的定语，更不是一道灰色的戒尺，这四个字打在不同的人身上，会发出不一样的光彩。回望明代，邢宥、丘濬、王佐三贤，先后渡过琼州海峡，步入中原仕途。在明代错综复杂的政治版图中，他们官阶互异，际遇有别，却将源自海岛的“耿介”，化作各具风骨的廉政底色。三人之中，成名最早的乃是正统十三年（1448年）的进士文昌邢宥。在他的身上，留存着海南士人最原始、最刚直的品性。
这种刚直，是海岛独特生存环境与文化基因的折射。西汉名臣贾捐之在《弃珠崖议》中，将海南视为“雾露气湿，多毒草虫蛇水土之害”的险地，斥其先民“譬犹鱼鳖，何足贪也”。因当时“其民暴恶”“率数年一反”，汉室最终下诏罢弃珠崖。然而，正是这片曾被中原王朝视作化外之地的绝境，让岛民免受世俗礼法与官场圆滑的过度雕琢。《隋书·地理志》载其民“质直尚信，勇敢自立”，明代海瑞亦谓家乡“民性直而不文”。这种在蛮烟瘴雨中淬炼出的抗争血性与原始质直，化作了邢宥步入官场时最坚硬的铠甲。
带着这股海岛的生猛，邢宥迎头撞上了明代险恶的政治漩涡。景泰初年，专权太监王振伏诛，朝野掀起大肆清算其余党的狂潮。有人趁机图财，诬告王振亲信孙太安藏匿巨资，牵连二十余人下狱。朝廷命邢宥与锦衣卫同审此案。在当时群情激愤的狂热风向下，顺水推舟定罪不仅能迎合朝野，还能借查抄中饱私囊。锦衣卫官于信主张不经详查直接定死罪，并强横威胁：“不然，祸立至！”
对于毫无根基的海岛边臣而言，随波逐流本是保命之道。但邢宥查核发现此乃图财诬告，他掷地有声地反驳：“无其情而文致于法，是我杀之也！岂可避祸而文致人罪耶？”他坚持用证据说话，最终查明此案纯属诬告，硬生生从刀斧下保全了二十余条无辜的生命。
他不迎合权贵，甚至也不迎合狂热的民意，只坚守法理的底线。这种不讲政治投机、只认死理的耿介之气，正是海岛士子在污浊官场中令人生畏的铠甲。
对抗特务政治需要血性，打破官僚僵局则需悲悯的担当。成化二年（1466年），邢宥以左佥都御史巡抚苏松诸府。江南突发大水，饿殍载道。按大明律例，开仓赈灾须层层上奏，擅发官粮等同专擅之罪。面对灾民哀号，深谙规矩的僚属多闭门枯等。此时，邢宥身上不受教条束缚的魄力再次显现。《明史》载，他看着嗷嗷待哺的灾民，断然决定“不待奏报，发米二十万斛赈之”。他押上身家性命，抢在公文流程之前救活数十万生民。法例固然森严，但生民重于泰山，他宁背抗旨死罪，也绝不做僵化的官僚。
除了敢于逆鳞，敢于担责，邢宥风骨最坚卓处，在于他对权位的决绝。成化五年（1469年），正值仕途通达、年逾知命之时，他目睹朝政日非，毅然“连章乞骸骨”，十次上疏坚决请辞。他笃信“廉者，政之本也”，致仕南归时“囊橐萧然如书生时”，不携一毫公物。隐居田园后，他躬耕自食，足迹不入公门。
邢宥以其一生，铸就了明代琼州廉吏刚直不阿的第一座丰碑。
内阁大学士丘濬
经邦济世 清寒守正
在内阁重臣丘濬的身上，海岛的耿介和清正跨越海峡，涌入大明王朝的权力之巅，化作了朗照庙堂的清辉正气。
如果说海岛的风土赋予了海南士人“刚硬”的骨骼，那么中原的儒家文脉则为他们注入了“济世”的灵魂。琼州海峡曾是一道护城河，守护着岛屿原始的野性；但随着历史车轮滚滚向前，它更成了一根连通华夏道统的文化脐带。自唐宋时期的名臣谪居海南、讲学明道以来，孤悬海外的荒服之地渐染衣冠礼乐。那些曾点缀在文化荒原上的点点绿意，至明代已蔓延成片片浓荫。
官至文渊阁大学士的丘濬，正是这海岛地气与中原文脉共同孕育出的参天巨木。丘濬在《南溟奇甸赋》中回顾了这片土地的变迁，他以此地曾是“骆越之域”“荒服之外”为叹，更以中原移民带来的“衣冠礼乐彬彬然盛矣”为荣。接受了中原文化熏陶的海南士人，从此在地理故乡之外，拥有了一个魂牵梦绕的“精神故乡”——那便是以儒家道义为核心的中原道统。在丘濬身上，中原文脉的滋养结出了“经邦济世”的宏大格局。身为位极人臣的理学大家，他不再局限于一城一池的治理，而是耗尽心血撰写百余万字的《大学衍义补》。
明代中叶，宦官势力渐炽，权力网络盘根错节，士大夫多有趋附，丘濬却始终保持距离。据《明史·丘濬传》载，他“性峻洁”，不与中官往还，亦不为其作诗文酬答。在礼部任上，凡涉典礼、选官之事，多持公论，少所依违。他历仕英宗、宪宗、孝宗三朝，位至大学士，却未尝营私植党。
丘濬为人寡言少交游。他居处京师时，家居狭小，《明史》称其“居第隘陋，仅蔽风雨”。以大学士之位而不营宅第，在当时并不多见。他一生财富唯有留给后人的数万卷藏书，清寒之风名动天下。中原文脉给了他治国平天下的旷世奇才，而海岛的质朴与刚直，则让他彻底免疫了京城名利场的奢靡与腐化。他走后，朝廷赠谥“文庄”，赞其“持躬廉介”。
丘濬以“位高不骄奢，权重不谋私”的笃行，将琼州士人的耿介与清廉，推向了修齐治平的最高境界。
三府同知王佐
恤民以仁 持身以韧
从海南地气中滋养而出的“耿介清廉”，落到临高才子王佐的身上，褪去了庙堂之上的耀眼锋芒，化作了一种深扎于乡野泥土的温润与韧性。
探寻其性格底色，离不开海岛风土与家风的滋养。唐人杜佑在《通典》中称海南“民风剽悍，尤难宾服”，故历代中原王朝多对这片化外之地采取“抚宁”之策。这种免受中原王朝深度规训的地理隔绝，保留了岛民最原始的质朴与血性。
王佐的父亲王原凯乃东黎土官，一生致力于黎汉和睦。这种根植于恤民之心的家风，早在他的血脉里种下了仁慈与刚直的种子。在这样的环境中，王佐自幼习得的并非对权势的逢迎，而是对土地与生民的敬畏。
王佐天资聪颖，高中乡试解元——举人的第一名，连大学士李贤都盛赞其“必成大器”，然而其仕途并不顺遂。据《琼州府志》载，他在国子监久不得志，滞留十九年，后始出仕，其间并非无才，而是不善周旋权贵。地方志评其“质直任职，不能随时俯仰”，因此“低徊三郡二十余年，一官不徙”，曾先后任广东高州、福建邵武和江西临江三府同知，再无升迁。
高州、邵武皆为山海交界之区，盗患时作。遇盗乱时，同僚多主张重兵剿办，以速求平定。王佐则主张先安民、后用兵，上陈《边情策》，请开仓赈济，宽缓徭役，分化盗众。其意在于缓解民困，使流民归附。此策施行后，局势渐稳，未酿成大规模兵祸。地方因而称其“仁明司马”。这种做法，与其说是权谋，不如说是长期身处边地所形成的务实判断。
为官二十余年，王佐的俸禄仅供粗茶淡饭。致仕还乡时，“归田无别业，此是种花台”，唯有茅屋数间。他退居乡野，奔走四方潜心编撰了《琼台外纪》。王佐的廉洁，是不贪功、不趋利；他的耿介，是在困顿中坚守本心。
从基层的温润同知到庙堂的清辉重臣，邢宥、丘濬、王佐等琼州先贤以各自的生命图景，回答了开篇的追问：“耿介”与“清廉”何以成为海南士人的群体特质？答案，正藏于海岛“地气”与中原“文脉”的双重交融中。海岛残酷的生存试炼与质朴民风，淬炼出他们宁折不弯的“耿介”傲骨；而跨海而来的儒家道统，则为这身傲骨注入了心怀苍生的济世灵魂，并以持守“清廉”为荣、为傲。
（作者系海南省典籍整理与研究基地特约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