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杨道

　　今年7月，是英国著名剧作家、小说家、艺术评论家和社会活动家萧伯纳（1856年—1950年）诞辰170周年。在英国戏剧史上，他是独树一帜的人物，他继承了易卜生的现实主义戏剧创作传统，关注社会问题，针砭时弊，在此基础上，他还创造出一种“讨论剧”的创作模式。他是语言大师，擅长幽默与辛辣的讽刺。在19世纪末，他如同戏剧界的一匹黑马，脱颖而出，打破了英国沉闷庸俗的戏剧环境。1925年，因其作品具有理想主义和人道主义，萧伯纳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他把奖金捐给瑞典的贫穷作家。他终身素食，反对虐待动物，支持女权与简化拼写，九十岁仍执笔写剧本。

　　因为活得足够久（94岁），他著述颇丰，仅戏剧作品就有51部，其创作数量和体裁在世界戏剧家中皆属罕见。更值得一提的是，他与中国颇有渊源，虽然他的中国之行很仓促，只有短短几天时间，但彼时我们正遭受日军的侵略，他的到来，是一种力量。

　　自我疗愈的社恐患者

　　1856年7月，萧伯纳生于爱尔兰都柏林。童年时代，家境拮据，十五岁的萧伯纳辍学去地产公司抄写文书。因为贫穷，他很自卑，独来独往，极少与其他学生交谈、玩耍。但他自小就对自己有很高的要求，即使离开了学校，他也一直苦学英语、音乐与马克思主义。在这过程中，有一天，他突然意识到自己羞涩的性格让他难以有所成就，于是，他决定努力改变这一切。他努力练习吐字发音，强迫自己找机会登台演讲。这个训练很关键，为他之后的演讲家之路奠定了重要基础。后来，父母离婚，他选择跟随母亲到伦敦闯荡。在此期间，他进行了全方位的职业探索。他当过房地产公司职员，也从事过出纳员的工作，由于自小对交响乐和歌剧耳濡目染，他同时在报刊上撰写音乐评论。

　　这实际上是一场自我疗愈。

　　写了十年乐评和小说，萧伯纳没有走红，但他发现自己的天分在文字，而非音乐。于是，他开始探索戏剧评论和小说写作。为了弥补知识的不足，他常常独自去图书馆自学，大量阅读易卜生等现实主义剧作家的作品，在这个过程中，他成为了易卜生不曾谋面的门徒。

　　后来，他以街头演说家的身份加入了费边社，用幽默的笔锋宣传社会主义。1892年，他的剧本《鳏夫的房产》上演，揭露房东的剥削，一夜成名。此后的四十年里，他写出了《华伦夫人的职业》《皮格马利翁》《圣女贞德》等五十余部“思想剧”，借着机智的对白与悖论剖析贫富、战争、道德，开创了现代戏剧先河。

　　百无禁忌的幽默大师

　　萧伯纳对一切新生事物抱有好奇心并积极参与，这使得他的生活充满新鲜感，并极富创造性。19世纪末，摄影技术兴起不久，萧伯纳便开始拍照了。他本人有一台徕卡相机，去世时，家中有上万张摄影作品留存。这些作品中，有大量萧伯纳为朋友们拍摄的肖像，值得一提的是，早期的许多照片并非随性的生活描摹，而是蕴含着丰富的创作意味。由此可见，这位剧作家曾经着迷于摄影技术的探索，他会反复试验不同光线的效果，并推敲最佳的构图。

　　作为一位作家，萧伯纳的观点十分明晰，他认为作家必须关注社会，带有一定目的性去写作，他强烈反对王尔德“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事实上，除了作家以外，萧伯纳还是一位社会活动家。他理所当然地关注社会问题，并积极发表看法。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早期，世界范围的改革、革命、战争频发，萧伯纳身处其中。他密切关注贫富差距、性别平等、社会革命等热点问题。他四处演讲，宣传自己的观点，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刚发表没多久，萧伯纳就对其进行研读。他被书中的理论深深打动，从此以社会主义者自居。

　　萧伯纳生性豁达，很爱开玩笑，尤其擅长自嘲，一种典型的英式幽默。这使得他写的故事在讨大众欢心的同时，又保持着独立的批判性。他对死亡持乐观态度。作为一个素食主义者，萧伯纳曾经一本正经地讲，在他的葬礼上，应该有很多动物也来道别才对，而他的墓志铭只有一句话：“我早就知道，无论我活多久，这种事情迟早会发生的。”

　　成年后的萧伯纳活得淡然。他说：“人生不是一支短短的蜡烛，而是一支由我们暂时拿着的火炬，我们一定要把它燃得十分光明灿烂，然后交给下一代的人们。”

　　匆匆中国行

　　1933年元旦的深夜，山海关的枪炮声揭开了长城抗战的序幕。此时，萧伯纳正在周游世界的豪华邮轮上，他想到中国游览长城。

　　萧伯纳的这次中国行，其实时间很短，且是一次私人行程。但此时日军突然侵犯山海关，随后进窥热河。在这样的危急时刻，传来萧伯纳远道而来的消息。国人都热切地期望他能为中国“仗义执言”——萧伯纳不只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更是世界反帝大同盟名誉主席和“一个社会主义者”。

　　1933年的中国人对萧伯纳并不陌生。早在1918年，《新青年》就宣布将全部刊载翻译过来的萧伯纳作品。虽然那期杂志因故未能面世，但第二年10月，萧伯纳的戏剧《华伦夫人的职业》中译本在《新潮》上刊载了。1920年10月，这部戏剧还被改编为《华奶奶之职业》，在上海新舞台剧场演出。

　　萧伯纳中国之行的第一站是香港。而后一路北上，1933年2月17日早晨抵达上海吴淞口。他在上海停留时间不足一天，在北平逗留四天五夜。尽管来去匆匆，但萧伯纳的这次中国行，引发的轰动据说堪比泰戈尔当年来华。鲁迅、蔡元培、林语堂、梅兰芳都与萧伯纳有过短暂相聚，鲁迅笔下的萧伯纳，稀松平常：“到中途，他用起筷子来了，很不顺手，总是夹不住。然而令人佩服的是他竟逐渐巧妙，终于紧紧地夹住了一块什么东西……在吃饭时候的萧，我毫不觉得他是讽刺家。谈话也平平常常。例如说：朋友最好，可以久远地往还，父母和兄弟都不是自己自由选择的，所以非离开不可之类。”

　　1933年2月24日上午，萧伯纳实现了游览长城的夙愿。25日拂晓，当北平城尚在沉睡，他悄然离去。这一年的3月4日，热河全境失守，张学良引咎辞职。随后，长城抗战的烽火蔓延至古北口，北平抗战的第一枪响起。

　　当中国的将士们用大刀、老枪与敌人的飞机、坦克对抗时，游览至东京的萧伯纳，面对日本记者，说了一句话：“日本人决不能征服中国的。除非日本人能准备一个警察对付每一个中国人，他们决不能征服中国的。”

　　1937年，七七事变后的第三天，萧伯纳在伦敦的寓所迎来了一位中国留学生。这位当时还籍籍无名的学生，是后来的中国话剧艺术大师黄佐临。萧伯纳当时猜测，中国成了战场，学生回不去了，应该是来请他帮忙在英国找工作的吧？没想到，这位中国青年是来告别的，萧伯纳大为触动，提笔写下临别寄语：“起来，中国！东方世界的未来是你们的！”

　　而当我们仔细翻检史料，会发现，早在1933年到访香港时，萧伯纳在他那封简短的《告中国人民书》中，已经表明心迹：“中国人民，而能一心一德，敢问世界孰能与之抗衡乎？”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