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江波

　　《琼台外纪》（又称《外纪》）是明代海南举人王佐编纂的一部地方史志著作，全书十二卷（一说五卷），成书于正德六年（1511年）之前。虽然原书早已散佚，但明代海南名贤唐胄所纂的正德《琼台志》曾大量引录其内容，部分内容得以保存，后人仍可借此窥见其面貌。

　　命名方式不寻常

　　王佐晚年致仕归乡后，不顾年老体弱，跋涉于海南各地，遍访人物、考察风土，搜罗民俗掌故，在广泛实地考察和文献搜集的基础上完成了《琼台外纪》。王佐并非仅凭案头旧志文献编纂，而是亲赴全岛各地进行走访调查，这使得《琼台外纪》的内容具有较高的第一手史料价值，在书籍、文献匮乏的年代，更显得弥足珍贵。

　　王佐在《东岳行祠会修志序》中如此介绍《琼台外纪》的编纂过程：当时，因为唐宋时期的地方古志已经无从查考，而明代旧志也大多被虫蛀损坏、散落不全，于是他广泛搜集、多方采录，从明代被贬谪到琼州的官员，到众多老儒生，凡存有残篇遗集者，都加以收录，甚至连没有官职者或已故之人的作品，也一并收集，最终编纂成书。

　　唐胄在《琼台志序》中也有相关介绍：丘濬晚年曾说自己有三件憾事，未修郡志便是其中一件。王佐执笔修志几十年，记录郡中事务，因不满当时总有人擅自改动旧志的风气，于是将自己所编纂的书籍命名为《琼台外纪》，以此自成一家之书。户部尚书孙交曾嘱托时任琼州知府方向刻印此书，但没有成功。王子成继任琼州知府后，取来《琼台外纪》阅读，认为此书虽内容覆盖广泛，却只详于人物、土产，其他门类仍沿袭旧志，于是将王佐迎请到东岳祠，同时还以礼聘请郡中诸多才俊，打算重修一部郡志。

　　从书名来看，“琼台”是海南的雅称，“外纪”则有别于正史纪传，意在记录正史之外的地方掌故与风土人情，体现了王佐保存海南本土历史记忆、传承地域文化的用意，他以独特的编纂思路，成就这部自成一家的著述。

　　内容覆盖广泛

　　《琼台外纪》的内容覆盖极为广泛，涉及海南的建制沿革、山川地理、潮候气候、人物事迹、风俗民情、土产经济等多个方面。如今，正德《琼台志》中可见一百余处引自《琼台外纪》的内容。

　　在建制沿革方面，《琼台外纪》中有一大段题为“论海南内属”的内容，王佐谈论了海南从纳入中央王朝版图到被弃置、再到重新纳入的历史变迁：海南正式归属中原王朝，设立珠崖郡县，最早开始于西汉，这一点人人都知道，但重新开始于东汉，却鲜有人知。有人问：西汉元帝时放弃了珠崖郡县，光武帝中兴汉朝后，安抚、招抚都没能恢复，而梁朝、隋朝反而能恢复……后来，三国时期东吴既沿袭前代建制，设立珠崖郡，两晋又沿袭前朝做法立郡，都是以招抚珠崖为名。

　　再说山川地理。王佐的家乡临高县有奇山“毗耶山”，他在《琼台外纪》中描述：毗耶是一种虫子的名字，形状像飞蝗，大小如人的拇指，身子短、头大。这种虫子有“骝”和“騄”两个品种，都是淡黑色带有花纹。它用大腿摩擦发声，飞行时张开翅膀，色彩如锦缎一般。它总发出“毗耶”的声音，当地人称之为“毗耶虫”，这一俗称沿用至今。山下这种虫子很多，因此这座山就得名“毗耶”。

　　再说风俗民情。《琼台外纪》保存了许多珍贵的明代海南社会生活的细节，其中一则关于端午节的记载尤为生动：正统九年（1444年），丘濬尚为庠生。这一年端午节，他的兄长担任村里“迎龙”的会首，按照习俗要玩“度韵凑歌”这一游戏——“会首”先写一句歌词，随后用布盖住，只露出最后一个韵脚，宾客要根据这个韵脚来猜整句歌词。丘濬兄长在手帕上暗中写下“丘家今岁占龙头”的歌句，随后按当地习俗，由宾客依次猜韵，结果轮到第三位宾客时便顺利猜中。当年秋天，丘濬果然乡试中举，且高中第一名，成为解元。

　　书中也有对明代海南教化风气的描述：苏东坡谪居海南时，当地文明开化已经达到一定水平，不再完全是蛮荒之地。到了宋室南渡以后，历经数百年，直至明代弘治时期，因贬谪、流寓、经商、戍守而从内地来到海南的人中，有很多是世家大族的子弟。海南肥沃的土地、优良的环境吸引了他们，因此落户入籍的人越来越多。海南当地的各种工匠技艺都精巧细致。海南读书人都致力于诗书，乡试、会试中榜的人不断。做官的人，地方上从州、郡到藩司、臬司，中央从翰林院、侍御史到六卿、台阁，接连不断。本土男女，各自从事农桑纺织，风俗大为改变，海南已成为岭南有名的望郡。

　　生动描述人物事迹

　　《琼台外纪》中有大量关于海南地方人物的记载，这些记载记述生动、有趣，是很宝贵的第一手资料，应源于王佐的耳闻目睹。除了前述丘氏的端午典故外，书中还收录了大量海南乡贤、官员的事迹与掌故。

　　《琼台外纪》记录了这样一则轶闻，王佐借此表达“要爱惜书籍、好好读书”的观点：赵璟曾与薛远、丘濬交好，时常一起谈笑，他声音清朗响亮。赵璟的岳父王惠家藏书虽多，无奈王惠死后却没有人能妥善保管，为此赵璟常常感伤。后来他接管藏书，这些珍贵的书籍得以供他人借阅。因此薛、丘二公得以读到许多名贵书籍，他们都是从寒微中崛起，凭学识而显达，成为海内名人，赵璟对他们是有帮助的。当时，有人认为赵璟就像石路上初次通行的车辙，能让车子通过，却不把功劳归于自己。王佐评述道，他特意记录这件事，是为了让那些藏书家的子孙感到惭愧——这些人忍心让书籍被虫蛀损坏，或者卖掉书来供自己挥霍，就是不给人读。

　　苏东坡谪居儋州时，与琼山学子姜唐佐有颇多书信往来。《琼台外纪》就记录了一封东坡写给姜唐佐的信，其中提到渡海北上计划中的港口：当时，苏东坡已收到获赦北归的文书，正在整理行装，六月初就要离开儋州。他计划选择从石排（今东方市板桥镇海湾）或澄迈渡海北上，因此没有机会到府城与姜唐佐相见了。因不能相见，苏东坡心中非常惆怅……苏东坡又提到，他有一封信要寄给儿子苏迈，请姜唐佐去广州时帮忙带去，到广州后再转托何崇道送达。

　　《琼台外纪》成书后未能刊刻，流传范围有限，后来逐渐散佚，早已无完整传本存世，这实为海南文化史上的一大损失。清代海南籍探花张岳崧在《续修〈琼州府志〉序》中曾感慨：“即桐乡先生之《外纪》……皆无一存者，令人望古太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