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著名作曲家劫夫最为著名的作品。 　　劫夫，这个新中国音乐史上出名最早的红色音乐家，他的一生也最令人感慨。早在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就进入了创作的高产期，写下了《歌唱二小放牛郎》、《狼牙山五壮士》、《忘不了》等传世之作。新中国成立后，劫夫紧跟时代前进的步伐，公开宣称“我写的歌曲，几乎绝大部分都是为配合党的方针、政策和种种政治运动的”，1950年代就写出了《革命人永远是年轻》这样符合时代精神的红歌。但即便这样，他却仍然难逃极“左”思潮带来的政治厄运，在“反右倾”斗争中，他受到了严重冲击，虽然幸免于戴上“右派”帽子，仍被定为“犯有右倾主义错误”，受审查、作检查，以至于在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一惯高产的作曲家作品明显减少，且将主要精力放在为毛主席诗词谱曲上，也许作曲家觉得为领袖诗词谱曲在政治上最为稳妥和保险吧。 　　1962年的中国，有一个相对前后年月还算比较明媚的春天。经过了三年困难时期，全国各地对前几年的系列政治运动中受到不恰当处分的一批干部，普遍进行了甄别平反，劫夫的“问题”也得到了及时甄别。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一个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对“大跃进”以来的工作进行了比较客观的全面总结，确立了以调整为中心的经济工作方针。劫夫的心情开始好转，情绪重新高涨。就在这个春日载阳、东风解冻的时候，他萌生出了新的创作冲动。 　　和他以前的创作一样，他又在寻找积极的时代精神和当时的政治需要了。共和国刚刚告别艰辛灾难的三年困难时期，新的歌曲要表现出中国人民矢志战胜天灾人祸，发愤图强、自力更生建设社会主义的心曲，所以，这将是一首战歌，一首进行曲。劫夫的初稿，将歌名和第一句歌词都定为“我们走在宽广的大路上”，句子长了些，作为歌名也不简练、醒目，谱成的曲子后也有点拗口，他在家里试唱时经人提出后，去掉了“宽广的”这一形容词，句子一下洗练得多，起句的旋律也较容易喷口而出了。就这样，经过反复修改和简练，他再加上了强调主题和增加气势的副歌。这首歌的创作并不快速，从酝酿到成熟经历了整整一年时间，时至1963年春天，在他自己感到比较满意以后，他把新作交给了《歌曲》杂志。著名音乐家吕骥对其略加改动，主要是把“毛泽东走在我们的前头”改为了“毛主席领导的革命队伍”。很快，《歌曲》杂志将《我们走在大路上》发表了出来。 　　这首合唱歌曲慷慨激昂，意气风发，让当时处于那个时期的人们一唱起来就热血沸腾，豪情满怀，浑身上下鼓满战胜一切艰难困苦的前进力量，完全切合了当时党和国家的需要，所以一经推出，立刻受到重视和好评，很快唱遍了祖国的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在1965年第３期《红旗》杂志选载的13首革命歌曲中，《我们走在大路上》排名第三，而前两首分别是《大海航行靠舵手》和《社会主义好》。 　　劫夫的这首歌还受到过周恩来总理的夸奖，那是1966年3月，河北邢台大地震，劫夫奉命前往参加救灾活动，遇到了周恩来总理。总理说：“劫夫，我最佩服你的‘大路上’”并且还唱了几句。受此鼓舞，劫夫在灾区创作了后来风行一时的《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 　　劫夫的音乐创作正如他自己所说，是非常政治化的或者说基本就是为政治服务的。他后来在语录歌创作中起了主力作用也可说明这一点。这个富有才华的音乐家的确是诚心诚意地以艺术的规律去为政治服务，努力以音乐的美感来传导政治的声音。他专心于音乐创作。一心一意地想用音乐来为党的事业服务，然而，鬼使神差，阴差阳错，他偏偏一再被怀疑，一再被所谓“政治问题”所纠结，“犯有严重的政治错误”，最终被那个他并不熟悉的政治黑洞给吸了进去，《我们走在大路上》这首如此革命的歌曲，居然在1972年遭到禁唱，就是因为作者一度被认为是“林彪反党集团”的成员。 　　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人们又唱起了这首热情洋溢，豪迈乐观的歌曲。但作曲家却在打倒“四人帮”以后的两个月去世，劫夫是因心脏病发作而猝逝于“学习班”中的，终年63岁。 　　1992年12月，《我们走在大路上》被评为“二十世纪华人音乐经典作品”入选作品，1997年7月，在庆祝香港回归的音乐大会上，党和国家领导人江泽民等与首都数万名群众一道齐声高歌了《我们走在大路上》；1999年国庆节，在天安门广场进行的盛大阅兵式上，雄壮高昂的《我们走在大路上》乐曲响了起来，表现出共和国“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的精神面貌。近年，著名剧作家黄纪苏继《切·格瓦拉》之后，将自己的新作也以《我们走在大路上》命名，并对这句话做出这样的注解：“我们把沧海桑田的历史过程寄寓于行走、道路的意象”———这也不失为对歌曲《我们走在大路上》的一种新的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