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鬓的青丝已然有了霜染的痕迹，原本坚毅的眼神也在岁月的蹉跎中多了几分柔和。不变的是，架在鼻子上的细框眼镜和一如既往挺拔的身姿，还有嘴角淡淡的笑意正向着阳光的方向绽放。

　　这是祖籍文昌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符确坚在1966年留下的一张单人照，至今仍完好地保留在南京家中，连军装上那个小小的破洞都还清晰可见。每每怀念父亲，他的女儿符丽娅就会拿起这张照片凝视父亲的笑容。

　　可是在她的印象中，父亲还有另外一张形象迥然不同的照片——胡子拉碴、颧骨高耸、头发长且乱，就像落难的野人一般。

　　攥着驴子尾巴走长征

　　1934年10月，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开始长征。按照党中央指示，中央机关编成两个纵队，第一纵队又名“红星纵队”，是首脑机关，也是长征的总指挥部。第二纵队又名“红章纵队”，由中央机关、政府机关、后勤部队、卫生部队、总工会、青年团、担架队等组成。当时正在江西苏区中央政治局的中央财政部文书科做缮写工作的海南人符确坚，被派到第二纵队编队参加长征。

　　粤湘、粤赣边境多是崇山峻岭，地形十分复杂，从未受过行军锻炼的符确坚就这样踏上了长征的路途。这是28岁的他第一次跟随部队风餐露宿，日夜兼程，有时穿过森林密布的悬崖峭壁，有时进入荆棘丛生的崎岖小道，有时深夜冒着大雨寒风行军。

　　已经不记得多少次身体被横生的荆棘划出一道道伤口，也不记得多少次脚底被尖锐的山石磨出一个个血泡，符确坚和战友们只是铆足一股狠劲儿往前走。其实，他的战友们都不知道，符确坚长着一双扁平足，就是平日里走路也比旁人多几分艰辛，行走时间长了便会开始不适，何况在那样恶劣的条件下行军，对他的考验可想而知。

　　1935年8月，部队开进了茫茫数百里均无人烟的大草地，几十天的草地行军，经常看不见一栋房子，见不到一个居民。草地的天气一日数变，部队经常遇到暴风、雪、雨、冰的袭击。符确坚脚底满布的血泡在寒冰的浸冻下，每走一步都是钻心地疼。“实在走不动了，父亲就默默攥着驴子或马匹的尾巴，顽强地跟在队伍后面，不曾对谁人叫过一声苦。”符丽娅为父亲感到自豪。

　　不再是孤身奋斗的志士

　　在长征途中，符确坚因患有肺病等顽疾，几次病倒在途中。部队进入贵州土城时，他甚至因病不得不暂时离开队伍到卫生部治病。然而，在疗养期间，这个“一刻也闲不下来”的符确坚又主动请缨负责民运工作，克服种种困难，出色地完成打前站、搞粮草、找民伕等工作。

　　据符丽娅回忆，父亲生性勤奋好学，还写得一手好字，也正因如此才被安排在中央财政部文书科做缮写工作。哪怕是在长征途中，符确坚也没有忘掉自己的本职，白天跟着队伍急行军，夜里当筋疲力尽的将士们倒头昏睡时，他又点起一盏昏暗的小灯，强忍困意誊写文书战报、镌刻印刷钢板。常常刚把手中的活计做完，天就已经亮了，一夜没有合眼的符确坚又得跟着队伍向前开进。

　　其实，这些苦，对于早就过惯了苦日子的符确坚而言并不算什么。

　　1906年，符确坚出生在海南文昌的一个贫穷村落，等待他的只有苦难——家里没有一分田，半分地，除了一间栖身的破屋之外，只有四斗米。他的父亲凭着一身力气，起早摸黑，拼死拼活地为别人挑担、推车，直熬到他8岁时，家里才有点些许积蓄。

　　为了减轻家庭经济负担，1922年，符确坚就去给做生意的姑父当伙计，凡记账、收货、收债、煮饭等一切杂事均由他一人负担。性情暴烈的姑父将他当作奴仆一样看待，除了给口饭吃，工钱不给半分。后来，为了养活一家人，19岁的符确坚又飘洋过海去了新加坡找到了一份零工来做。可展现在他面前的同样是恶劣的生活和工作环境、资本家对工人的残酷压榨、工头的任意罚打与辱骂以及工友们的愤怒与反抗。

　　天下这么大，为什么穷人这样难活命？活生生的事实教育了符确坚，让他开始丢掉幻想，和愤怒的工友们一起举行游行示威，开展罢工斗争，还参加了赤色工会、互济会、反帝拥苏同盟等革命团体，进入工人夜校学习，渐渐懂得不少革命道理的他领悟到，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政府的压迫剥削正是广大人民贫困的根源，而在这个世界上，只有跟着真正为人民谋利的共产党走才有出路。在更加积极参与革命、主动寻找共产党组织之后，符确坚在1927年秋天入党。

　　“那一刻，父亲感到自己不再是一个孤身奋斗的志士，而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一员，他终于迈出了革命生涯中坚实的第一步。”符丽娅说，同时，符确坚也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因为他知道，革命要想取得胜利，要吃的苦还多得多。

　　弥留之际不忘革命信念

　　“从刚记事的时候开始，父亲就常常讲起长征中的经历来教育我们。”符丽娅还记得，每当他们兄妹几人犯了浪费粮食、做事拖拉等“小孩子总爱犯的毛病”，符确坚就放下平日里慈父的模样，“比如看到我们剩下饭菜，他就严厉地告诉我们，在长征途中食粮短缺，吃草根、树皮是常有的，最苦的时候把裤腰带、皮鞋帮子都割下来煮了吃，今天这样的白米和肉菜是想也不敢想的。”

　　吃树皮、草根、裤腰带，这样的场景今天还可在许多描写长征的文学、影视作品里看到。可这些在我们看来有些“戏剧化”的场景，却给符确坚的生命留下了深刻而真实的疼痛。因为长时间的饥饿，他的胃部不堪折磨，落下了病根，最终不得不手术切除了五分之四。也正因肺病与胃病的双重夹击，他的身体在长征之后大不如从前，在文化大革命的蹂躏下早早含冤离开了人世。

　　“即使走到了生命的尾声，父亲也没有发过一次牢骚，泄过一次私怨，而是始终相信群众、相信党、相信共产主义。”符丽娅说，在符确坚住院时，还经常与病友谈心，亲自安慰那些被造反派“揪斗”的干部。直到弥留之时，他始终坚信，他的伟大祖国终将迎来重生的曙光。

　　令符丽娅至今痛心的，是当时正处于深度昏迷状态下的符确坚呢喃的那些话语——“地图挂在墙上，要用手电筒照着看……手电筒啊，就在墙上挂着的挎包里。”除了这些支离破碎的句子，符确坚没有给家人留下更多嘱托。他一生最为牵挂和不舍的岁月，早已凝聚在那片战火纷飞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