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参加长征的几名海南籍干部中，文昌人云广英（1905-1990）有关长征的史料记录极少。其本人也很少跟人口述这一经历。我们从其后人口中仅仅了解到，他对长征感慨最多的，是自己比较“走运”。

　　云广英于1905年11月出生于文昌市会文镇朝奎村。原名云昌旭，曾用名云清、林秀生（1937年4月周恩来为其改名云广英）。他于1924年考入广州广雅书院，在校期间参与反帝反封建的学生运动。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逃亡至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1929年回到广西参加百色起义，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9月后随红七军从贵州向江西中央苏区进发，转战5省，与中央红军会合后，编归红三军团，任该团一师二团政委，参加第三、四、五次反“围剿”。

　　笔者查阅资料得知，1934年10月长征前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决定将苏区的4所学校合并组成干部团，由陈赓担任团长，辖3个步兵营、1个特科营、1支上级干部队伍，共1480余人。其主要任务是护卫党中央和军委机关，为部队储备、培训和输送干部，必要时参加战斗。

　　云广英就处在干部团队列中，为干部团教员。笔者采访云广英之子云奋荣时，其说，父亲很少跟他讲革命经历，说到自己的长征经历只说 “在长征中最走运”，因为“不用打仗”。

　　这一说法值得辨析。一方面，这用于云广英的个人经历应当是大体适当的；另一方面，就整个干部团的情况而言，则失之精当。综合两个方面，可以认为这是一种对比性的描述，其中掺杂了个人的脾性和历史感慨。

　　从“干部团”这一命名及其承担的任务可知，其保存自身的任务远远大于打仗的任务。根据父亲的说法，云奋荣提及干部团成员时，首先列举的是上了年纪的老干部、一些妇女同志（如干部的妻子）。可以明确，这些人是没有打仗任务的。云奋荣介绍，云广英在解释自己不用打仗的原因时，还补充说明因为自己属于文职人员的一类。因此，干部团中部分人没有打仗的说法应可成立。

　　但相关资料也显示，干部团并非没有参与战斗。长征初期，干部团参战机会不多，但湘江战役损失惨重后这一队伍便在战斗中崭露头角，在遵义会议后的几个严峻关头，分别参加了与国民党郭勋祺部、吴奇伟部的战斗，及在金沙江畔飞夺皎平渡一战，均表现出色。由此可见，起码部分团员是参加过战斗的。

　　云奋荣说，父亲后来并不喜欢谈论自己的革命经历，不写回忆文章，论及长征的印象，“只说过苦，跟别人一样爬雪山过草地煮皮带吃，能活下来很不容易”。既说“苦”，又说“走运”，即表明了“走运”的说法是就不用参战而言的。但也可能存在另一种情况，其“没有打仗”并非绝对没上过战场，而是其认为相对别人的身经百战，自己打的那几场实在算不了什么，因此在不追求严谨的个人性口述及不喜欢夸饰的个性作用下，说成没有打仗。

　　1935年10月，云广英随团到达陕西瓦窑堡，随后任红军大学政治部组织科长。其个人又“苦”又“走运”的长征到此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