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读张岱，印象最深的便是他在《自为墓志铭》里所写的奢华生活：
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蠹诗魔……
一位朋友读到此处，便下一断语，大意是士人骄奢如此，难怪明朝会灭亡云云。
且慢，还记得曾在一次讲座中介绍某位杂学博览的教授，ppt上正好写着张岱的这段话，我便模仿张岱的句式说：极爱晚明，好茶，好昆曲，好瓷器，好美食，好古琴……然后呢？满堂大笑之余，心头却有些落寞，因为，还是觉得这些爱好，根本不能和晚明的张岱相提并论。更何况张岱是件件精通、样样精彩呢。
□它写晚明文人的放诞，流光溢彩尽风流
赵柏田的《南华录》其实是《录鬼簿》，细说的都是晚明文化中的大名鼎鼎者：项元汴、屠隆、汤显祖、罗文龙、吴其贞、祁彪佳、董说、柳敬亭、黄周星、陈洪绶、汪然明、周亮工、张岱、李渔、李日华、计成……出没于书中的大小人物就更多了。虽然近代以来，张岱的小品文被发掘，人人都爱读，几乎成了晚明文人和晚明文化的代表，但是置身于这些人物之间，竟也不是那么显眼。因为这些名字，单个拿出来，都是流光溢彩。个个都能和张岱相比，要不就是张岱小品文中的一等一的人物。合起来，那当然是群星闪耀，一起成为晚明这个“繁华世界”的浮世绘影。
这些晚明文人，也大多是风流放诞的人物，奇闻逸事甚多，直追魏晋风度，可说是《世说新语》中人，明清的笔记小说也记载了很多好玩的故事，虽然多是效仿“世说”体，但可惜并无一部与之相当的奇书。诸多怪事，以下随意列出几则吧。
项元汴：早年用沉香做了一张床，兴冲冲送给一位中意的青楼女子。结果因重逢时该女对自己冷淡，将沉香床焚烧。项元汴的天籁阁是全国闻名的藏书楼，里面的藏书及各种精品不计其数。
屠隆：当小县令时，宴请《浣纱记》作者梁伯龙，场上正演《浣纱记》，听到曲子里有“水词”，辄灌作者一口污水。屠隆后来得梅毒而死，因汤显祖写诗提及，结果后世也有人考证汤显祖也得过梅毒，成为悬案。
汤显祖：《临川四梦》的作者，其中以《牡丹亭》最为人所知，四百年来，中国的言情文学，除《红楼梦》外，就以《牡丹亭》最为特出。据说写至小春香怀念杜丽娘时所唱“赏春香还是旧罗裙”时，家人不见汤氏之身影，一找，却见汤氏在院中柴堆上哭泣。汤氏任遂昌县令时，挂印而别。
祁彪佳：李自成和清兵攻取北京时，还在家苦苦营造他的寓园。后因清朝征召，自沉而死。
董说：《西游补》的作者。虽是《西游记》的续作，却另筑了一个文人的“异想世界”，他的屋子里摆满了镜子，号称“万镜楼”，所以也给小说里闯入青青世界的孙行者安排了一个“万镜楼”的场景。
黄周星：据说是《西游证道书》的修订者之一，也是现在所通行的《西游记》的最后定本的改编者之一，或许是唯一能确定的作者或编订者（以前所说作者，丘处机是黄周星等人伪托，吴承恩的《西游记》其实是游记）。他曾构思“将就园”，据说其方案被天庭采纳。他最后也是自沉或绝食而死，不知是为了求仙还是因为殉明，或者两者皆有之。
……
□它是晚明文人的“心史”，繁华落尽满悲惶
《南华录》的副题是“晚明南方士人生活史”，想必也是有成为晚明文人的《世说新语》版的当代书写者的志向。
在一处访谈中，作者赵柏田曾经这样描述魏晋名士与晚明文人的差异：
而魏晋人的狂，赵柏田理解为一种放诞和任性，“大雪天坐一夜的船去看朋友，兴尽而返，也不管是不是见着了朋友，驾着个车到处去走，没路了大哭着回来。魏晋人还是挺‘萌’的。但看了明人的‘狂’你就笑不出来了。徐渭拿锥子刺脑袋，自碎睾丸；李贽拿刀片切喉咙，拿身体自残，都是极端暴力，说是离经叛道，要挣脱名教藩篱，实际上是心性的畸变。
这段话说起来有道理，但还算不得精准。魏晋与晚明确实有气质上的差异，这是时代使然，但并非是可以截然区分，譬如张岱就有雪天游西湖，在湖心亭忽遇数人，痛饮酒之快事，比拟魏晋名士，其狂其逸也不相上下。而黄周星有诗云：“高山流水诗千轴，明月清风酒一船。借问阿谁堪作伴，美人才子与神仙。”
赵柏田在重述这些晚明文人的往事之时，虽然津津乐道的是物质文化，是生活史，但其意却是“心史”。也即，晚明的文人、士大夫为何如此生活？为何会有如此的“心性的畸变”？这些奇闻逸事，这些怪癖大全，它们来自何方？
在《南华录》中所书写的，虽然大多是文人阶层，并非“三教九流”，但文人阶层本身就复杂，有官员，有商人，有隐者，有收藏家、鉴赏家……而且，“拔出萝卜带出泥”，围绕着文人阶层的匠人、艺人、伶人、青楼女子等就不计其数了，亦因此显露了晚明文化与晚明社会的复杂又波澜起伏的图景。譬如，在写墨工罗龙文时，作者开首对墨之历史及制作进行小小评说一番后，却迅速转入晚明倭寇与抗倭的惊心动魄的历史，墨工罗龙文在诱降海贼徐海时只是一个小角色，然而在作者的叙述中，亦只是一个引子。作者更关心的显然是倭寇与通商的明代政治经济史，也更愿意去解读社会现象背后的成因。同样，在写汤显祖的一文中，作者对汤氏的经历及诗文并不详述，而感兴趣于《牡丹亭》的阅读史，及其文本的传奇。而这些书写，或许并不能仅仅归结于偶然，如作者所掌握的材料，或作者对这些文本及现象的话题的熟悉，也并不能归结于作者的叙事（小说笔法，散文风格），而似更应从作者的心结或心志来理解，也就是作者在纷繁炫目的事件中所要探寻的，是知识分子（文人）在大时代中的命运，是人之命运。从这一点上来说，无论作者是先锋小说家，亦或是书写晚明的散文作家，其身份和志向都是统一的。
《南华录》里，着实是叙述了晚明两代知识分子的命运。一代是如项元汴、汤显祖、屠隆等，在帝国的体制中处于边缘的文人、商人、艺人，其志向不能实现，因而沉浸在戏曲、收藏及艺术里，了却一生。另一代则更为悲惨，明清易代之悲，遗民之恨，更给他们增添了生活的动荡与抉择的困难，使其生活更具戏剧性与悲剧性。如张岱、祁彪佳等。因此，在张岱的《自为墓志铭》中，当张氏道尽了种种繁华之后，笔调转为悲凉之极：
劳碌半生，皆成梦幻。年至五十，国破家亡，避迹山居。所存者，破床碎几，折鼎病琴，与残书数帙，缺砚一方而已。布衣疏莨，常至断炊。回首二十年前，真如隔世。
繁华世界，是非成败，顿时转空。然而，所有这一切，都和晚明的政治与社会密不可分。也即，晚明文人的种种狂狷，晚明生活的种种繁华，皆在于晚明的政治。作者曾写王阳明传记，曾写晚明的政治制度，此时再写晚明的文人与物质文化，或许更能理解与探寻生活背后的秘密所在。
作者解释《南华录》是“南方的精华”，而并非庄子的经典著述（庄子被后世封为南华真人，其书也被命名为《南华真经》）。但是，我以为，其主旨却是和庄子的“外道内儒”思想相通。也即《南华录》中的人物，大多是无所用，而“游于艺”，在丰富和痛苦的物质文化中寻求自身的自由与解脱。
因此，《南华录》又是《烬余录》，不仅仅是作者在宣叙繁华之时，又极写繁华落尽的悲惶，将让人欢喜的一切撕给人看；更在于，作为一位作家，一位帕乌斯托夫斯基式的“炼金术士”，在历史的尘土中拾得一朵金玫瑰，嚼饭哺人，尽管有些不足，但亦是很大的功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