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闯王，盼闯王

　　民间曾经传诵：迎闯王，盼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

　　据说李自成进城时是下令秋毫不犯的军令的，军令说：“敢有伤人及掠人财物妇女者杀无赦！”还贴了告示，说“大师临城，秋毫无犯，敢有掳掠民财者，凌迟处死。”

　　也真有两名抢劫绸缎铺的士兵被拉到承天门前的棋盘街，千刀万剐。

　　但是，当大顺军进入北京的时候，首都并没有出现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的局面，像冯梦龙《东周列国志》里形容的：“入国之日，一路百姓，扶老携幼，争睹威仪。箪食壶浆，共迎师旅。”

　　原因很简单，李自成自己，就成了带头“掠人妇女”的人。那时的他，已经挣脱了道德的捆绑，迷失在这座华美壮丽的囚笼里，以实际行动废除了自己制定的军令。刘宗敏、李过、田见秀……大顺的官员们不仅霸占大明高官们的豪华居所，而且杀了它们的主人，强占了他们的妻女。大明官员的豪宅巨府，成了他们纵欲的乐园。

　　起义领袖言传身教，基层士兵自然心领神会，大范围的奸淫行动，终于在这座城市里不可遏止，倘非如此，他们的心理如何平衡？《爝火录》记载，士兵们学习刘宗敏，开始从娼妓下手，后来扩展到倡优，看无人禁止，胆子就越来越大，遍寻百姓女子，一个也不放过。

　　北京城中有一个叫吴奎的，妻子张氏，貌奇美，一名大顺兵冲进来的时候，丈夫吴奎刚好不在家。大兵强迫张氏陪睡，深夜时分，突然响起敲门声，丈夫吴奎回来了。张氏起身开门，趁着大兵鼾声四起、睡意正浓，手持菜刀，夫妻俩联手将他杀死，抢了他身上的银两，开门就跑。跑到一口井边，张氏对丈夫说：“妾已失身，不能事君矣。”于是投井而死。

　　很多年后，明朝遗民张岱——从前那个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的纨绔子弟，在经历这场家国之变后，避入剡溪流域的山村，在“布衣蔬食，常至断炊”的窘境中写下上述两段故事的时候，内心深处定然有一种肝肠寸断的疼痛。他后来五易其稿，九正其讹，终于完成一部明史巨著《石匮藏书》，以表达对旧王朝的沉痛悼念。

　　大顺军陷入集体癫狂，整座城市都在颤抖和恸哭。

　　他们并不知道，所有这一切，日后都将得到报应。

　　在我的成长记忆里，这些史实或被历史学家们藏匿起来，或轻描淡写，以免有损农民领袖的“英雄形象”。所以，纵然面对成堆的史料、如山的铁证，也让我感到很不习惯，怎么看怎么像封建地主阶级的诬蔑。然而，所有这一切，都是真实的，无数人留下了当时的现场记录，完全可以相互比对。对此，历史学家避重就轻。

　　李自成在为谁而战？李自成自己似乎从来没有回答过这个问题。姚雪垠却替他回答了：咱们一开始就立下一个起义的大宗旨，非推倒明朝的江山决不罢休……咱们立志灭亡无道明朝，救民水火，就是按照这个宗旨做事。

　　但是推翻大明之后呢？这个问题李自成必然想过，所以在小说里，姚雪垠先生又替他回答，哪怕是张献忠坐了天下，他也愿意解甲归田，做一个尧舜之民，决不会有非分之想。

　　这个回答可以得一百分，但却只是姚雪垠先生的一厢情愿。李自成夺天下，如果没有想过做皇帝的事，那无异于面对裸体美人时满脑子的四书五经，不是神经有病，就是生理有病。打下江山，拱手送人，这样的二百五，中国五千年历史中没有出现过一个，让我想起当年《编辑部的故事》中余得利的一句台词：“这年头要找一个傻瓜真比登天还难啊！”

　　如果说科举为士人们提供了一条上行的路线，使那些出身贫寒的人有可能通过科举考试成为“统治阶级”，那么农民只能克勤克俭苦熬苦作，他们的命运被土地牢牢地锁定了。造反是一种铤而走险，然而在这个固化的社会中，却是农民阶级唯一的上行之路。

　　帝国中那些贫弱的百姓实在可怜，土地贫瘠，灾异频仍，朝廷税赋不减反增，因此，不要金，不要银，只要造反者开出不纳粮税这一项条件，就可挑动百姓揭竿而起，可见大明王朝赋税之沉重。西北荒凉的高原上，那些饥饿的农民们如蝗虫般裹携进起义的队伍，令朝廷频于应付，出师剿匪，却越剿越多。终有一天，他们会遮天蔽日，覆盖整个帝国，把它吃得一渣不剩。

　　然而，他们终究是一群没有信仰的人，当年提出“均田免粮”的口号，对他们来说只是手段，是策略，而不是信仰。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造反只是求生之计（李自成本人也是如此），而不构成信仰。求生与信仰的区别在哪里？在于求生是为己，而信仰是为人。简单地说，农民造反，只是从现实处境出发，非关人类正义，即使以宗教为号召的农民起义也不例外。就连对李自成大加赞赏的革命作家郭沫若也承认：“‘流寇’都是铤而走险的饥民，这些没有受过训练的乌合之众，在初，当然抵不过官兵，就在奸淫掳掠、焚烧残杀的一点上比起当时的官兵来更是大有愧色的。”李自成和他的部下们登堂入室、鸠占鹊巢，大顺军人从被人凌虐到凌虐他人，“奴坐于上，主歌于下”，这只是身份的倒置，而不是他们所宣称的平等。但这种权利关系的倒置所带来的心理满足，对他们来说已是最大的收益，远比撅屁股种地更物超所值。

　　因此，当李自成率领他的军队冲进繁华的北京城，他们不再去想“均田免粮”、天下大同，而是烧杀掳掠、抢钱抢女人，就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都是实实在在的红利。

　　如李自成所说，起义是集体的事业，所有的义旗上，都书写着“替天行道”四个字，他们流血牺牲，以天下为己任，然而，无论是招安当投降派，还是夺天下当皇帝，却最终只能成就少数人的意志。据说李自成入宫后，为自称为“孤”还是自称为“寡”颇费思量，但无论是“孤”，还是“寡”，都表明他是单数，而不再是群体中的一员。起义的初衷是为穷人打天下，结果却造就了少数人的特权，“替天行道”的正义性也寿终正寝，假若穷人们早知如此，他们还会冲锋陷阵、白白送死吗？

　　至于“均田免粮”，在这个帝国里一天也没有实现过，也不可能实现。道理很简单，任何政府都必须通过赋税来组织和运转，否则，连官员、军队的饷银都发不出来。他们自己否定了自己，农民起义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悖论。

　　假若李自成能在紫禁城建立起一个王朝，那个王朝一定不会比明朝更好。他们的基因，也决定了他们很难缔造一个能够代表民权的、可以监督政府的政治体制，以降低大规模动荡所带来的改革成本。

　　《礼记·中庸》说，“诚者自成”，因为“诚者，天之道也。”自成自成，没有了“诚”，自己的就不可能“成”了。

　　皇帝的金銮殿，理所当然地成了造反者的终点。他们打倒皇帝，目的却是把自己变成新的皇帝。每一次翻天覆地的动乱，尘埃落定之后，世界都与从前一模一样，新的朝代与旧的朝代榫卯相接，严丝合缝。人们各就各位——坐龙椅的坐龙椅，上断头台的上断头台，解甲归田的又回到当初举树起义旗的土地上，重新撅起屁股种地，等待着朝廷来征粮。

　　九重宫殿，以不变应万变，默然注视着英雄们的匆匆过场，注视着世道的无常。说到底，只有宫殿才是最后的赢家。它是权力和野心的最大容器，无论多么桀骜不驯的身体，最终都要到这里报到，所有的反抗、厮杀、呐喊，最终都将被收束于宫殿的臂膀中，在后宫的脂粉军团的杨柳细腰中消隐于无形。

　　写到这里，我忽地想到一个细节——李自成是在甲申年正月在西安建立大顺政权之后，马踏黄沙，一路征尘，攻进北京的。征战中，不可能携带太多的日常生活用品，即使携带，恐怕也是简陋、粗鄙、不敷使用的。那么，当他在武英殿的后殿下榻时，他用的，一定就是崇祯皇帝的御用品了。前一个夜晚，崇祯皇帝还在武英殿居住，他的身影消失未久，一柄折扇、一袭春衫、一床锦褥、一只龙泉窑的御碗，都残留着崇祯的体温。李自成在崇祯的浴盆里洗澡，端起崇祯的茶盏饮茶，崇祯的御厨为他做饭（不知会不会做羊肉泡馍），崇祯的妃嫔宫女陪他睡觉。连他的呼吸里，都是崇祯皇帝的博山炉里漫漶出来的薰香。在这里，他粗哑的呐喊变成细语，沉重的喘息变得柔和，他就像一个初来乍到的客人，所有的动作，都尽可能地模仿着主人的形态，唯有如此，他看上去才像一个帝王，才能够合乎宫殿的要求。

　　血色的夹棍

　　大顺政权不仅要女人，更要钱。在他们眼里，大明王朝的每一个官员都是贪官，他们要像榨汁机一样，把他们的财产榨干，去充盈大顺王朝的国库。这项追索银钱的艰巨工作由刘宗敏负责落实。刘宗敏身经百战，对于这项工作充满自信。为了不辜负闯王的信任，甲申年三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五日，刘宗敏命人特别赶制了五千副夹棍，用来逼迫明朝官员们交钱。夹棍上有棱，有铁钉相连，凡不从者，必将夹碎他们的手足，变成一堆骨肉混合的纤维。他还觉得力度不够，于是命人在门口树立了两根柱子，作为凌迟专用。

　　二十四日，他随便找了两名随行人员，在承天门前的棋盘街试了试夹棍，算是对新产品进行验收。结果是产品质量过关，那两人被夹得血肉迸裂，第二天就死了。这两个无辜的人死后，五千副夹棍正式投入使用。那些前来向李自成朝贺，做着洗心革面、重入政府的美梦的明朝官员们被关押起来，二十五日，门开了，他们无论如何不会想到，等待他们的，是一场更大的噩梦。有八百人被绑成了粽子，被士兵踢打着，像赶牛赶羊一样赶出来，一路押送到刘宗敏的住处（从前的明朝都督田弘遇宅邸），那些制造精良的夹棍张开着嘴，对他们拭目以待。

　　据说刘宗敏每天的工作是这样进行的：他黎明起身，坐在院子当中，挨个点名。他为明朝原各级官员制定了严格的缴纳标准：内阁十万，部院、京堂、锦衣卫将帅七万，科道、吏部郎五万、三万、翰林一万，部曹则以千为单位，各有定额，不得打折。愿意出钱者，刘宗敏即令手下把他们押解到前门的当铺，把家产当掉，得一收条，上写：“某官同妻某氏，借救命银若干。”然后就拿着这救命银，回来救命。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拿得出这么多钱财，或者说，绝大多数官员都完不成“定额”，刘宗敏的手下于是开始日以继夜地劳作，把他们血肉的五指、双腿放进坚硬的夹棍，天空中回荡着凄厉的哭嚎声。还有些文官，从没见过血，一见粘着血迹的夹棍，就晕死了过去。后来李自成前往刘宗敏居所，看到院子里三百多名被夹棍夹成残废的明朝官员，都实在看不下去，他可能不会想到，此前被夹死者，已经超过了一千人。

　　那两根用来凌迟的柱子也没闲着，史书写：“磔人无数”。四月初一那一天，刘宗敏亲自审问明朝最后一任内阁首辅魏藻德。魏藻德被夹棍夹断了十指，交出白银数万两，然而刘宗敏绝不相信一个内阁首辅仅有几万两白银，继续用刑，魏藻德大声呼喊，当初没有为主尽忠报效，有今日，悔之晚矣！五天五夜的酷刑后，魏藻德脑裂而死，他的儿子也因为交不出银子，随即被处死。

　　追索银钱的行动很快超出了明朝官吏的范围，向普通人家蔓延。“青矜白户，稍立门墙，无幸脱者。”

　　李自成政权丧心病狂地搜刮民财，已经远远超出了自己的需要。崇祯皇帝加派三饷达到2000万两，百姓不堪重负，明朝就灭亡了；而大顺政权仅在北京一座城市强征的财产总数，竟然高达7000万两，足够大明王朝灭亡三次了。

　　对于这种明目张胆搜刮民脂民膏的野蛮做法，牛金星是不同意的，刘宗敏的理由是：“如今最担心的是兵变，而不是民变。如果士兵们不满意，那才是灾难。相比之下，百姓不满意则容易对付，到时候挨家挨户地杀，用不着费一文钱。部队不能没钱，不去强抢，钱从哪来？”说得牛金星哑口无言。

　　但刘宗敏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兵变尚可剿灭，唯有百姓不可剿。一个王朝，即使杀心再盛，也不可能把百姓作为剿杀对象。那不是自不量力，就是丧心病狂。得人心者得天下，这道理至为简单，每个统治者都心知肚明，但一时的强势总容易让他们忘掉这一点……

　　人算不如天算，被拷打者中，有一个老头，他的儿子是大明王朝山海关总兵吴三桂。刘宗敏拷问他的目的，有人说是向他索要钱财，也有人说是向他要人——吴三桂的爱妾、绝代美女陈圆圆。

　　千里之外的山海关，吴三桂密切注视着北京城形势的变化。他的父亲、爱妾以及全部家产都已落在大顺的手中，加之崇祯自杀，明朝已经灭亡，天下大势已定，吴三桂的心理天平，已经倾向李自成。

　　对于吴三桂在这个关键时刻做出的政治抉择，许多史料都予以记载。《甲申传信录》说：“闯旋以银四万两犒三桂军，三桂大喜，忻然受命，入山海关而纳款矣。”“纳款”，是说他要进关接受这笔巨款，不过是把投降说得好听一点而已。明末著名东林党人文震孟之子文秉在《烈皇小识》中说得更直白：“三桂闻京师失守，先帝殉难，统众入关投降。”

　　他把山海关的部队交给了李自成派来的亲信唐通，就飞马奔向北京，准备拜见他的新主子李自成。就在他行至滦州，距离北京咫尺之遥的时候，情况突然间发生转折——一个从北京城里逃出的人告诉他，他的父亲被杀、爱妾被抢。吴三桂突然愣在原地，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一个最恶毒的咒语已经脱口而出：

　　“不灭李贼，不杀权将军，此仇不可忘，此恨亦不可释！”

　　这百万分之一的概率，决定了李自成的失败。实际上，从大顺王朝开始搜缴民财那一天起，它的败亡就已经注定了，所没想到的只是，这个指望传承万年的大顺王朝，在紫禁城里只存活了42天。

　　命运，总会在最要紧的地方对一个人做出惩罚。

　　这一次，李自成劫数难逃。

　　为了告别的聚会

　　白光一闪，吴三桂手起刀落，斩落了李自成特使的头颅。

　　也斩断了自己与李自成政权的联系。

　　李自成终于清醒过来，发现肘腋之患，却悔之晚矣。

　　武英殿里，他召见京城父老，询问疾苦，收拾人心。这一天，是四月初六。

　　但他的狂妄胡为，已经使他与世界裂开了一道巨大的口子。那道深长的口子，最先是从吴三桂把守的山海关裂开的。那种发自北方春天的巨大的冰裂声，让他感到惊惶和恐惧。终于，他坐不住了，带着部队，匆匆启程，向东进发。他要把它补上。

　　他本来是要派刘宗敏出征的，甚至向刘宗敏鞠躬请求，但刘宗敏过惯了舒服日子，不愿意再打仗了。

　　他只好亲征。

　　出发那一天，是四月十二日。

　　部队是从正阳门出城的，李自成白帽青布箭衣，打着黄盖，他的太子一身绿衣，跟在身后。当时在前门投宿的年轻官员赵士锦远远地目睹了他出城的一幕。李自成目光凄迷，了无从前的从容坚定。

　　他走之后，留守的士兵在北京城发现了一些私帖的告示，撕下来，报告给刘宗敏。刘宗敏展开一看，突然间大惊失色。

　　告示告知北京市民，明朝并没有亡，崇祯皇帝的堂兄弟朱由崧已经在南京被拥立为皇帝，建立弘光政权。上面说：“明朝天数未尽，人思效忠，于本月二十日立东宫为帝，改元义兴。”

　　小广告像牛皮癣一样在街市里孳生，让刘宗敏焦头烂额。为了制止“政治谣言”的流传，刘宗敏索性把出现告示的附近居民统统抓起来，满门抄斩。

　　但告示犹如幽灵，照样出现。

　　北京的市民并不知道，尽管朱由崧的父亲、老福王朱常洵在李自成兵陷洛阳时被杀，李自成下令将他的肉与鹿肉一起，加上各种佐料煮了，起个好听的名字——“福禄肉”，犒赏了全军，但他的儿子、这位弘光帝，却依旧是个没心没肺、纵情声色的家伙，流连宫帏床笫，男女通吃，不思报仇雪恨，连《桃花扇》中都留下“你们男风兴头，要我们女客何用”的暗讽，但当时的北京市民，对自己的未来茫然不知，这些秘密的告示的出现，依然点燃了人们的希望。人心，已在不知觉间，发生了漂移。

　　论风流糜烂，南京的朱由崧，与北京的李自成，形成了惊人的对称，势均力敌。

　　这天下，只好由清人收拾了。

　　二十一日，长城脚下，九门口“一片石”之战，是决定历史的一战。吴三桂与清军联合作战，将李自成打得屁滚尿流。多年前，我曾前往这片古战场造访、考察，并在六百页的《辽宁大历史》里详述了战事的过程。

　　落花流水春去也。再度回到北京，已是二十六日，春天已经过去，京城里的树木都已绿色饱满，肥硕的枝条在微风中温柔地轻扭。辽阔的苍穹下，紫禁城坚硬的线条孤独地挺立。马蹄落在凸凹不平的石板路上，十分的沉闷滞重，早已不似一个多月前的轻盈欢畅。他知道辉煌的紫禁城不再属于自己，他心里想的只有一件事——赶快登基。

　　二十九日，登基大典在紫禁城武英殿举行。历史上没有一个皇帝，像李自成这样心情复杂地坐在龙椅上，也没有一次登基大典如此潦潦草草。三拜九叩的威仪背后，是一盘不堪面对的残局。这是一场为了告别的聚会，没有人知道，自己还有没有明天。

　　这一次，李自成真是要打下江山，拱手送人了。

　　但李自成还不甘心做这样的好人。夜色深浓时分，李自成下令放火、放炮，不是登基的礼炮，而是失败的丧钟。烈焰冲天而起，把紫禁城的琼楼玉宇、雕梁画栋化作一片片纷飞的黑雾，仿佛一个黑色的怪兽，盘旋在宫殿的上空，紫禁城里到处回荡着宫殿倒塌的巨大声响。此时，京城九门也被点燃了，只有大明门（已被改名为大顺门）、正阳门、东西江米巷一带没有火势，这座辉煌的都城，变成一座浴火的城市。“哭号之声，闻数十里。”弥漫京城的大火，为李自成的登基大典提供了一个无比壮丽的背景。

　　天亮时分，李自成在一片耀眼的火光中，骑着他的乌驳马，从齐化门黯然出城，走向自己的末路穷途。二十六日，李自成杀了吴三桂一家大小34口，仇恨已经把吴三桂的内心彻底吞没，把他变成一个复仇机器。他心硬如铁，一路追杀，追过黄河，追向湖北，像一条发疯的狼狗，紧紧咬住李自成。那不是战争，是屠杀。他同李自成一样，全凭杀人来泻火，但是即使是最血腥的杀戮，都不能平复他眼睛里凶狠的目光。

　　清军一旦入关，就没人挡得住了。顺治二年正月，图赖等在潼关大破李自成，《清史稿》说：“贼倚山为阵，图赖率骑兵百人掩击，多所斩获。至是，自成亲率马步兵迎战，又数败之，贼众奔溃。”

　　潼关大败之后，李自成率残部遁走西安，多铎追至西安，李自成又逃向商州。大顺军就这样一路逃，大清军一路追。李自成号称拥兵20万，要南下取南京，阿济格一路追过长江，追至九江，杀进李自成的老营，仓皇流离中，李自成带着二十骑匆忙逃遁，丞相牛金星投降清军，刘宗敏、宋献策被活捉，吴三桂要活剐了刘宗敏，以解心头之恨，被阿济格强行阻止——那时多铎已经受命去收服江南，阿济格继续追击李自成部。终于，李自成率领他最后的十余骑逃向湖北通山县，战至最后一人，孤独无助地向九宫山逃亡。

　　那时又是五月，南方迎来雨季，突如其来的大雨将李自成的浑身浇透。李自成穿越粘稠的雨幕，想再度化险为夷，觅得一丝生机，却偏偏连人带马，跌入一片泥潭。一个名叫程九百的乡勇头目冲上来，要手刃这个颠覆了大明的罪魁祸首。但他不是李自成的对手，烂泥之中，被李自成坐在身上。李自成抽刀要砍，血水与泥水却把他的刀紧紧地粘在刀鞘里，拔不出来，千钧一发之际，一个身影冲上来，举起一把铲子，把李自成的头颅当作他收获的果实，猛铲过来。李自成用力紧绷着肌肉犹如一只被骤然戳破的牛皮水袋一样，滋出一片血雾，只把半截叫声留在空气中，就重重地摔下去，溅起一片污泥浊水。

　　那一天，是清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五月初二。一年前的五月初二，也就是李自成的身影从北京城消失仅仅两天后，多尔衮、皇太极的遗孀孝庄皇太后带着七岁的顺治抵达北京城，幸存的明朝大臣们比欢迎李自成更加隆重，出城五里迎接。他们跪在道路两旁，把身体攒成一团，额头紧紧地贴在地面上，车辇通过的时候，头也不敢抬，一任车马荡起的尘土落在他们的头上、身上，把他们一层一层地包裹起来，使他们看上去有点像出土的石俑，仿佛唯有如此，才令他们感到安全。紫禁城的新主人乘辇，第一次进入这座传说中的宫殿，但昔日辉煌的宫殿已经变成一片焦糊的废墟。

　　李自成在北京城放出的最后一句狠话是：“皇居壮丽，焉肯弃掷他人！不如付之一炬，以作咸阳故事。”他模仿项羽，但他终不是项羽。他与项羽的区别是——项羽毁灭了他得到的，而李自成毁灭了他失去的。

　　不到两个月，已有两个王朝在这里灭亡。望着从废墟中蒸发的两个王朝，没有人知道，多尔衮想了些什么。

　　他下令安抚百姓，将士夜宿城头，禁止进入民宅。违者，斩。

　　多尔衮开始了长达七年的摄政王生涯。他要办的第一件事，就是为刚刚定鼎北京的新王朝，确定一个用于理政的宫殿。

　　他选择了武英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