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2016年首届“鲁能·山海天诗歌节暨夏令营”活动在文昌市落幕，诗人臧棣夺得本届诗歌节的大奖——鲁能山海天新诗奖。

　　对早已司空见惯各类诗歌奖项的臧棣而言，本次诗歌节获奖却对他有着特殊的意义。他坦言，作为一个诗人，他还从未在淇水湾这么美丽的自然环境中，接受过来自诗歌的荣誉，尤其是一次由21位优秀的当代诗人所决定的诗歌荣耀。

　　在他看来，这个诗歌奖无疑包含着当代诗人对当代中国诗歌文化的一份清醒的责任，一种坚定的担当，以及海南对诗人的礼遇，对诗歌文化的重视与海纳百川的文化胸襟。“海南将诗的伟大的荣耀还原到了它本来的面目之中。”

　　这份荣耀的背后，臧棣与诗歌、与海南，又有怎样的故事？

　　“海南是个出诗歌的好地方”

　　臧棣的笔下，每个句子都像是一只打开的魔术盒子，包含了不断的惊喜，以恢复读者对生活奥秘的洞察。他说，新诗对现代汉语最大的贡献，在于它们确立了以自我想象为基础的自由表达的书写权力。

　　具体地讲，“从语言的角度看，新诗为我们贡献了一种强悍又具有无限包容能力的汉语诗歌的散文性。或者说，诗的散文能力，是新诗取得的最令人瞩目的成就。”这种成就体现于，在最优秀的新诗抒写中，诗人可以凭借诗性的散文能力处理一切生存经验。

　　作为“语言秘密的研究者”，臧棣提倡诗的语言要自由、开放。比如，“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毫无疑问是诗的语言，用散文的语言去复述它，当然会显出散文的语言的笨拙；而鲁迅的小说，用古典诗范式中的诗的语言去表达，也会显得笨拙异常。

　　在他看来，“新诗百年，我们经历了反传统，也体会了对西方诗歌的复杂的崇拜情感，但如今，我们在汉语诗歌的书写格局中获得了一种自我反省、自我更新的空间。最重要的，我们这几代诗人获得用现代汉语来书写诗性经验的自信。”

　　作为当代最为勤奋、高产的诗歌作者，臧棣近年来又在开掘一种新的“百科全书式”的诗歌，致力于“协会”、“丛书”两个系列的书写，并积累了数量可观的作品。

　　2015年9月，《诗选刊》刊登了臧棣的《呀诺达丛书》，他写道：“此地生动于天堂竟还能被借用多次。／效果也很突出：上山时，你不过是游人；／下山时，你已是你的过客。”经由诗人的书写，呀诺达仿佛获得了新的生命，展现出自我多重的面目和可能。

　　“我自己觉得，海南是个出诗歌的好地方。至少对我这个北方人来说，每次来海南，都会触发诗的灵感。”也许，从海洋而来的社会规则不仅塑造着现代社会，也塑造着现代诗人的经验方式，推动着他们在语言中冒险、探索未知，表现各种流动的、充满波浪和褶皱的视域。

　　这亦让臧棣想起加勒比海的诗人沃尔科特。“他是一个海岛诗人，生活在一个热带小岛上，面积远远小于海南岛，但由于他本人具有宽广的视野，能不断挖掘诗歌的历史眼光，所以，他的诗歌既写出了本土的海洋风貌，同时也超越了地域性，对人类整体的生存情境有非常深刻的洞察。”

　　在他看来，海南诗歌这些年其实一直很受关注。这种关注和海南的政治文化地位的跃升有关，也和越来越多的优秀诗人的作品写到海南的风土人情有关。毕竟，在海南生活寓居的当代诗人的阵容也很强大，不仅有诗歌大家多多、王小妮，还有70后诗人蒋浩等。

　　在臧棣看来，海南新诗未来值得期待。“海南诗歌本身的丰富性应该是非常丰厚的，关键问题，可能是需要不断变换新的诗歌视角，不断变换不同的视角来重新审视本土风貌的审美含意。”臧棣建议道，“要想写得有出息，就要不断加强自身的改变，加强和外界的交流。”

　　未名湖畔的学者诗人

　　1983年秋天，19岁的臧棣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未名湖，作为北京大学的标志性景观，及其岸边的博雅塔、钟亭、临湖轩和埃德加·斯诺墓等，时常成为北大诗人的书写对象。诗人笔下，北大湖光塔影，散发着浓郁的文学气息，不少青年学生被一塔湖图的“未名”魅力所折服。

　　这正如他日后回答诗人西渡提问时所言，“20世纪80年代前期的北大校园，文学气氛相当浓厚，像我这样对文学有强烈的好奇心的人，很容易受到那种氛围的影响”。其实，早在中学时期，臧棣已经开始走进诗歌世界，就读燕园，无疑进一步拓宽了他的诗歌视野。

　　在北大期间，他加入北大五四文学社，结识西川、清平、麦芒等诗人，在校刊上发表处女作，开始大量创作诗歌，并打印第一本个人诗集，悉心研读法国自波德莱尔至瓦雷里的象征主义诗歌，倡导“新纯诗”写作，成为一个“无可救药”的语言“神秘主义者”，并继续攻读北大硕士学位……

　　臧棣的诗以技艺精湛著称，他既是诗人，又是评论家，读他的诗，总会体味到西方现代派诗学传统对其产生的深刻影响；而阅读他的诗论文章，则会被其敏锐的眼光、雄辩的气势和深厚的理论功底所打动。

　　某种意义上，正是燕园生活成全了臧棣，为他日后诗歌观念的形成和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翻开2010年出版的诗集《未名湖》，从1988年至2008年，20年间共有100 首以“未名湖”为题的诗，足以看出臧棣对北大“未名”的深情。

　　即使到了1990年，他开始与朋友创办《发现》，“自觉要做一个诗人”，不管诗歌风格如何转变，那颗未名湖畔养成的诗心却一如当初，甚至，已然成为臧棣的一部分，“我从象征主义诗歌中辨认出的一些文学标记，诸如优美、复杂、细致、柔韧、轻逸，已渗入我的感知力；我不会为任何新的文学时尚而抛弃它们。”

　　对他来说，诗，首先是生命意志的自我表达。“这就像中国的古典智慧领悟到那样：诗言志。这种诗歌性的书写，触及的其实是一次生命的觉醒。”或许，臧棣正是通过诗性的书写，在诗歌的表达中完成他对生命的意义的最深切的辨认。

　　也许，在诗人眼里，诗关乎着生命的气象，是我们最可信赖的人生境界。

　　用诗唤醒人们对生活的感知

　　孔子曾说，诗三百首，一言以蔽之，思无邪。在我们的汉诗传统中，诗，从来不是一种手段。诗，事关我们如何捕捉到我们到最根本的生命形象。在臧棣看来，通过诗的“立言”，我们确立了我们最基本的生命感性：“这就是诗的无邪的能力。”

　　臧棣善于从具体的、微观的生活情境出发，拓展新的诗歌领域，实验新的语言方式，从而唤醒人们对生活的感知。他相信，只要敏感于诗性，我们就会获得最可贵的生存的勇气，“诗是生活的意义所在，诗从生存的内部发明着生活的意义；好的生活必须充满诗意，好的诗歌必须包含对生活最透彻的理解。”

　　新诗之所以为“新”诗，是因为对现代性的追求，是新诗发生的源泉和发展的动力，也是评价新诗应有的依据。这样的认识，在诗歌界，包括相关的批评和研究领域，可以说已经成为一种共识。就像臧棣曾概括的那样，新诗现代性的一个典型特征是把它的主题深度和想象力向度设定在它与中国历史的现代性的张力关系上。

　　因此，除了强调诗歌“技艺”的优先性价值之外，针对现代社会“祛魅”之后的人文景观，臧棣曾反复申辩诗歌的立场就是“不祛魅”，要主动在沉闷的历史之外，去承担一种想象力的高贵。

　　“简要地说，现代的想象力，按西方的理解，我们应该以工具理性为武器，用祛魅来摆脱古典方法中对世界的无知。但在我看来，诗性的想象力对这个世界的神秘的理解，其实比现代的认知能力更深刻。”

　　对诗人而言，用诗歌保持对这个世界的神秘的感觉，不仅是对敬畏经验的回归，更是摆脱现代的理性偏见的一种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