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为国人所熟知，其中“痛殴章宗祥、火烧赵家楼”的一幕更是让人为之激奋。不过，看似宏伟壮观的历史事件，待细细观察时往往又显得模糊不清。比如，“五四”那天究竟发生了什么？当天什么天气、去了多少人、走的什么路线？为什么会在曹汝霖宅发生激烈事件？这一切都莫衷一是，众说纷纭。在这里，笔者试图从诸多亲历者的记载中，一窥当天事件中的一些具体细节。
天气与人数
1919年5月4日是星期天。
对于这天的天气，鲁迅先生在日记中记了一个“昙”字。北大学生杨振声说：“五月四日是个无风的晴天，却总觉得头上是一片风云。”另一位北大同学范云则回忆说：“四日的天气很晴朗，刮了几阵不厉害的风。”
五月初的北京正值春夏之交，关于那天的气温也有所记载。如中国大学学生王统照说：“刚入五月的北京天气，一清早虽还有点微凉之感，午间却颇烦闷，也正是初穿单衣的首夏。……快近十时，阳光渐热，大家拥立谈论，额汗蒸发。”北京高师学生陈其樵说：“前日着棉，今日着单，北京气候之不定如此！”次日，他又记载说：“天气忽然大热，如在伏天。”
据当时的学生领袖之一许德衍回忆，当时北大的学生“不穿制服，也没有制服，一般是长袍马褂，时髦一点的穿长衫和西服裤”。王统照也回忆说，“学生几乎十之八九是长衫人。”
那么，当天在广场上究竟聚集了多少人呢？这个同样是说法不一。
北大学生范云说，当天上午十点吃饭，北大集合的学生约一千人，到广场后约五六千人。北京高师学生俞劲则认为，当天人数在六七千，而同校学生夏明钢认为，人数在万人左右。
也有认为少于此数者，如当年出版的《章宗祥》一书中称各校学生总数约三千以上；北京法专学生王抚洲则认为：各校整队到达天安门多在二时以后，“天安门集合开会时的人数，有人记载二三万人，有人记载为一万多。据我当时的估计，最多不过二千人。”
官方文件中记载的人数也比较少，如警察总监吴炳湘在致直隶军务帮办王怀庆的密电中称学生“二三千人”，而陆军部驻署宪兵排长白歧昌在呈文中报告称，当日午时二点时，天安门处“聚集学生约千余人”。
说来也巧，《晨报》记者当天正好路过天安门，他立刻跟随学生行动并做了如下报道：
“昨日为星期日，天气晴朗。……至天安门，见有大队学生，个个手持白旗，颁布传单，群众环集如堵，天安门至中华门沿路，几为学生团体占满。……见中间立有白布大帜，两旁用浓墨大书云：‘卖国求荣早知曹瞒碑无字，倾心媚外不期章惇死有头’，末书‘学界泪挽遗臭万古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字样。此外，各人所持小旗上书‘复我青岛，不复青岛毋宁死’‘头可断，青岛不可失’‘勿作五分钟爱国心’‘取消二十一款条约’‘取消中日卖国协定’‘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种种激昂字样记不胜记。”
据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之一罗家伦回忆，北大学生代表事前买了许多竹布，“费了一夜功夫，请北大的书法研究会及画法研究会的同学来帮忙，做了三千多面旗子，除了北大学生个个有旗子外，其余还可以送给旁的学校。”此外，罗家伦用白话文写的《北京学界全体宣言》，总共印了两万份，这也是当天唯一的宣传品。
广场上那幅高高挑起的“挽联”，无疑是当天最醒目的。据北京高师学生宋宪亭回忆，五四前夜他到同学张润芝屋里去串门，“看见他的桌子上放着一块白布，笔墨俱全，说是要写挽联。……第二天出发时，张润芝用一根大竹竿将挽联挑着扛在肩上，他的身材较高，眼又近视，摇摇晃晃颇惹人注意。”
据北大学生朱一鹗回忆，京师警察厅事前即得知学生的行动，并于当天上午派员向他接洽阻止。警察厅的意见，是认为学生示威运动大可不必，如有意见，尽可由书面呈请政府办理，但其提议被拒绝。
据《晨报》记者报道，学生在广场聚集后，教育部也派司长某君前来劝阻，后者请学生们从速解散，如有事可举代表，由其传达。对此，学生们当然不予理会。
接着，步军统领李长泰也很快率随从赶到。据报道，李长泰还险些与学生发生冲突，但在了解了学生的用意之后，也并未拦阻，而是任学生前往东交民巷使馆区。
从使馆区到赵家楼
据北大学生杨亮功回忆，学生在广场聚集后，并未再有演讲等节目，只是宣布游行的目的和路线，并希望大家维持秩序，不可凌乱。之后，游行队伍以北大为第一队，法专为第二队，由天安门出发，南出中华门，经棋盘街向东转，朝东交民巷各国公使馆前进，学生手持传单，沿途散发。
据王统照回忆，在学生队伍前进后，警察兵士尽力将看热闹的人往后赶阻，不让他们与学生大队接近。而在大队左右，每十来个人的距离就有穿黑灰衣服的军警持枪随行，他们并没横冲游行的大队，对大家高喊口号也没怎么干涉。杨振声也回忆，警察始终跟随在他们周围。
然而，学生队伍走到东交民巷西口牌楼下面并通过美国兵营后，为外国守卫队拦阻，不准再行前进。各校总代表临时急议，推罗家伦等四人为代表进入美使馆求见公使芮恩施，但因后者不在而只能留下说贴。这时，不仅外国守卫队不准学生前进，中国军警也开始围住东交民巷入口，企图强迫学生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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