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下半叶，‘海上画派’的出现，在中国绘画史上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长白遗珠”展览策展人、吉林省博物院相关负责人张磊认为，上海的开埠客观上促进了上海的贸易、金融、工业等的迅速发展，经济的发展吸引着各方画家云集于此，因此，“海上画派”融合了吴门、常州、扬州、金陵以及虞山等画派的遗风。

　　比如，张熊的常州画风；任伯年的陈老莲风尚；朱偁的华岩风韵等等，这些画家最先接受维新思想和外来文化，对传统中国画进行大胆的改革和创新，作品体现时代生活气息，融合外来艺术技法因素，在“正统画派”之外另树旗帜，形成了近代绘画史上的一个重要画派——“海上画派”。

　　“海上画派”前期有“三熊”“三任”的说法，其中“三熊”分别是朱熊、张熊、任熊，“三任”是任熊、任薰、任颐（任伯年），之后再加上任熊之子任预，故又称“四任”；后期又有“海上双璧”，即吴昌硕和王震；“海上四大家”，即赵叔孺，以及吴湖帆、冯超然、吴徵总计四人等多种说法。此外，知名的海上画家还有“三吴一冯”（吴徵、冯超然、吴子深、吴湖帆）、“海上三铁”（吴昌硕、王冠山、钱瘦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