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学富五车。做文，笔底有波澜；做人用事，他不懂圆融，一条直肠通到底。这就是正直文人的致命伤。摆在司马迁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条是堂堂正正去赴死，留下完整的形象；另一条是忍辱含垢受“宫刑”，苟且活下来，留下骂名。

　　司马迁身为史官的后人，受过良好的传统教育，为正义而死，他真的无所畏惧，况且他深知“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报任安书）。他不畏死，可是，他真的不能死，有一件比死还重要的事等待他去做。那就是他已经着手编写，但还没有完成的大作——《史记》以了却他一生的愿望，实现他父亲的遗愿。

　　司马迁的父亲叫司马谈，是西汉的太史令。司马谈是一位忠于职守，受人尊敬的史臣。早有撰写一部通史的愿望，可惜天命不助。临终时嘱咐司马迁，一定要著述一部通史，完成他未竟的事业。缘于此，司马迁抱定决心一定要活下来，哪怕忍辱负重。司马迁自幼好学，且勤敏过人，他十岁开始学习古文，后来跟董仲舒、孔安国学《公举春秋》《古文尚书》。受父亲的影响，他早有研史著书的愿望。二十岁那年，司马迁开始游历祖国各地，他到过浙江会稽，考察传说中大禹召集部落首领开会的地方；到过长沙，在汨罗江边凭吊爱国诗人屈原；到过曲阜，寻找孔子讲学的遗址；还到过汉高祖的故乡沛县听取父老讲述刘邦领兵的故事……收集资料，印证史实，他坚信自己能够写一部前无古人的通史。

　　公元前108年（元封三年），司马迁接替父亲之职做了太史令。他拥有了大量的文史资料，为后来的文史写作夯实基础。公元前104年，司马迁开始了《史记》的写作，那年他42岁。但当司马迁专心致志撰写他的鸿篇巨制的时候，灾难来了。长夜如磐，风雨如晦，煎熬着这个身陷囹圄的史臣。凶恶的狱吏对他动辄拳脚相加，以至于“见狱吏则头抢地，视徒隶则心惕息”（报任安书），往日这个受人尊敬的史臣，一旦沦为阶下囚，连狱卒都不把他当人看。

　　公元前96年（太始元年），司马迁获赦出狱。阶下囚与座上宾很快就转换了角色，不久，司马迁做了中书令，官职应该比太史令略高一点。

　　历经这次苦难，司马迁变得成熟和圆融。他与世不争，不碍人事，独作文史。这在后来《史记》的许多篇章中都可以看到他表现出的不满和愤懑。汉代历史学家班固这样评价司马迁：“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

　　经过十三年的勤奋写作，（有称，此前他的父亲司马谈已写了5年）《史记》这部皇皇巨著，终于在大灾大难中诞生，占据了它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是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伟大著作，其时间跨度达三千年，创下了史学写作之最；在文学创作上，其风格、语言特色无不令后代文学家翕然崇之。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善把上古许多佶屈聱牙的古书词译成汉代书面语，消除后人阅读上的障碍。

　　遗憾的是，他的政治见解与求实史观，得不到当时统治者的认同，一直被视为“谤书”。因此，这块民族文化的瑰宝，长时间被漫天的迷雾所覆盖。公元前87年，也就是司马迁58岁那年，他带着已成书的愉悦与无法面世的遗憾走向了天国。《史记》这块纯度极高的金子，世俗的尘埃蒙不住它。许多年以后，他的外孙杨恽才把这部不朽的名著公之于世，让它走入读者的视野。